“新轴心时代”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郭长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促进商品和要素 跨境流动的开放，然后是体制、规则、标 准的改革，是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球治理 基本也是如此，先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便利，然后是规 则、体系，乃至与规则体系密切相关的文化与价值理 念等方面的变革，是谓“新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 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对当下的全球化时代 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势有深刻的洞察和把握，要认识到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唯有对 这个新轴心时代的特征有了充分理解和认识，我们的 治理理念才能经得起检验，我们的全球治理理论建构 和路径设计才更具有自信。 一 “轴心时代”的概念源于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 尔斯。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200 年这一段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几大文明区域如中国、印度、希 伯来、希腊等地，在基本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几乎“同 时”达到了同一个认识高度，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生活 才是“善”的生活，如何组织一个“善”的社会，或 者如何达成“善治”，出现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 犹太先知、苏格拉底等思想家，从而推动形成了儒家 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等不同的文 明形态，塑造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明 当时没有孰高孰低，都是对“善”的一种思索，对“正 义”和“秩序”的一种追寻。这构成“轴心时代”的 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实践路径 的多样性。 为什么会在公元前800 年至公元前200 年之间出 现轴心时代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生产 力的发展。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走出 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了“高科技” 的铁器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 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财富 的流动，于是造就出了一个新的富有阶 层，这个新崛起的经济力量不甘心于政 治上的无权地位，对当时由世袭贵族垄 断社会政治权力的局面非常不满。“ 始 于公元前750 年前后的经济扩张，其主 要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富 人集团。这个集团⋯⋯必然日益感到被 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非法的和不讲 道理的”①，他们要终止这一社会状况。 可以说，公元前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的轴心时代，就是传统的社会秩 序（由世袭贵族主导的社会秩序）崩溃、 新社会秩序（由豪门贵族主导的）确立 的时代。一如著名古史学家刘家和先生 指出的，“约公元前800 年以后的几个世 纪中，血缘关系在印度、希腊和中国都 经历了一个削弱或解体的过程”②，取而 代之的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 二 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人类社会自 ① 安德鲁斯：《希 腊僭主》，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84 页。 ② 刘家和：《论古 代的人类精神觉 醒》，《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1989 年 第5 期。 10 总第三六五期 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 的轴心时代。这一“新轴心时代”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开始走出 对西方模式的迷恋，对人类社会发展模 式重新展开多元化思考和探索；其次， 世界上出现了推动新的国际体系或秩序 形成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① 20 世纪60 年代是一个全球政治格 局、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历经动荡和剧 变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在广 大的第三世界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 动，寻求“去殖民化”，反对美国或者 西方霸权。另一方面，欧美社会也出现 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身 份政治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女权主 义运动、反战运动等，尤其以1968 年 的学生抗议运动可作为其标志。需要强 调的是，欧美社会的这些社会运动是“新 左派”思潮推动下形成的，而这所谓的 “新左派”，正是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 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才形成 的，而且，在整个“六十年代”，第三 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始终都在为欧美的社 会运动、新左派知识分子提供着重要的 斗争策略和理论资源。关于这一点，美 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经 有过十分贴切的表述：“六十年代”有 着一个“第三世界”的开端。② 因此，我们认为，“六十年代”在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 意义。正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广大 的第三世界能够直接而“主动”（不是 被动）地影响欧美社会的发展，致力改 变由西方社会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改 变由西方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建构。如果说公元前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间的那个轴心时代，哲人们是在 各自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如何达到一种 “正义”秩序的话，那么，“六十年代”开始的“新轴 心时代”，则是在全球文明互动的形势下，致力实现 国家、民族、族群、性别的各种身份的平等，反对造 成各种不公的“强权”或“霸权”。在全球不同地区 和国家的社会运动人士的想象中，他们的斗争具有一 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并形成一种“全球意识”，即对“主 导性的权力结构、文化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和行为 发起挑战”③。这种挑战对欧美等西方国家而言，是 内部的社会运动；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是 对国际政治、国家之间权力结构发起的挑战，也就是 反对殖民，追求民族独立；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后殖 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以及对现代性理论 的摈弃。 如果说公元前800 年开始的那个轴心时代是得益 于铁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从而在不同的文明区域造 就出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形成了构建新的社会秩序 的动能，那么，20 世纪后期逐渐加速的全球化和日益 普及的互联网等新技术，则为广大西方世界之外的国 家和地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而这些新兴经济体势必会影响到 原有的国际格局。一句话，“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 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 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推 动世界格局和秩序重构的新的力量业已形成，西方世 界无法继续一家独大，在全球治理中他们需要跟世界 上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商量着办”，而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以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 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 家的共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因而正处在新轴心时代 的历史转折点上。 在这个新轴心时代，西方世界不应再是主导人类 历史发展的“中心”，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应再是“普世 适用”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 始形成了强大的自立意识，他们不想再被动地被西方 以各种形式进行“统治”或“殖民”，如政治的、经济的、 金融的、制度的、文化的、观念的统治等，或者被动 地模仿西方，不再想“被表达”，被西方表达，而是 ① 近代工业革 命也带来了新的 生产力和社会秩 序的变革，并形 成西方社会在近 代历史上长达约 三百年的主导局 面。但因仅局限 于西方，故难以 称之为第二轴心 时代。 ②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Periodizing the 60s," Social Text, no. 9/10, 1984, pp. 178-209. ③ K a r e n Dubinsky, New World Coming: the Sixties and the Shaping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09, pp. 5-6. 圆　　桌 二O 二O 年 第三期 Mar. 2020 11 要自我发展，自我表达，建构自己的话语。如果说二 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引发了“六十年 代”遍及欧美的学生抗议运动、民权运动、女权主义 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社会运动的话，当下中国等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适合自身发展道 路的探索，则相当程度上促发了欧美社会新一轮的社 会抗议运动，当前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 潮就是这一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反映。 三 全球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趋势已然引发了原有 体系话语掌控者美欧一些国家的各种“不适”，因为 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 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 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 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美欧 一些国家出台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 的“美国优先论”以及各种“退群”、收紧移民政策、 舞动关税大棒、实施技术封锁等逆全球化现象，都 是这种“不适”的综合体现。 面对新轴心时代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提出了“一 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前所未有地在世界 上发挥“中国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另 一方面，也要努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一些 国家视为“另起炉灶”，改变或者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我们主张自己是现有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世贸组 织）的主要维护者，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理念，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如 何“把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 识，形成一致行动”，还任重而道远。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概念，是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增强议程设置能力的一个初步 尝试。西方社会为维护其对世界秩序的 主导和掌控，曾精心设置过一系列议程、 理论，编织过舆论宣传渗透力极强的意 识形态网络，如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现 代性理论、人权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 历史终结理论等，为遏制中国对全球治 理的参与，近年来又设计出“修昔底德 陷阱”“债务陷阱”等概念。要破解西 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这种话语霸权，需要 设置相应的议程，从学理上进行深耕， 并努力使之成为全球共识。“新轴心时 代”就是一个必要的理论议程。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新轴心时代，全球治理不是 以某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文明的规 则去“统治”或“统一”整个全球社会， 也不是进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社会制 度的一体化、价值观念的一体化，而是 必须认识到“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社 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明、 不同国家和地区实践路径的多样性，然 后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共商、共建、共享。 总之，新轴心时代发端于20 世纪 60 年代的思想自觉，并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和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双重加持下加速形成。不过， 新轴心时代还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和 技术革命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既提供了 弯道超车的机遇，也潜藏着超车失败的 风险。新轴心时代能否最终成型，还存 在不确定性，最终取决于新旧力量的博 弈与妥协。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杨泽伟* 内容摘要：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全球能源版图正在重塑、传 统的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纷纷转型、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不断涌现等。全球能源治 理体系的滞后性比较突出、全球能源治理机构间的协调性明显不足、全球能源治 理规则的硬约束有待增强等则是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可以 通过加快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机构之间的协调 与合作、提高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国际法规则的普遍效力等方式完善全球能源治 理体系。中国应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积极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关键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俱乐部 能源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在过去几十年发 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导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震荡，未来全 球能源格局充满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国际能源 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 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探讨中国在此变革进程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作者主持承担的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 国际规则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8VDL002）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8 年7 月26 日，第2 版。 26 DOI:10.13871/j.cnki.whuilr.2021.02.004 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 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主要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全球能源版图正在重塑 1.美国能源政策大幅调整，成为了重要的能源出口国。2020 年2 月，时任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 产国。①由于增产页岩油气，近年来美国油气产量不断攀升。特别是特朗普上台 后，对美国的能源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例如，2017 年1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美 国优先能源计划》，提出将致力于降低管制、促进能源发展、实现能源独立。 2017 年4 月《关于实施美国离岸能源战略的总统行政令》（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Implementing An America-First Offshore Energy Strategy），扩大 了美国离岸能源开采范围。2018 年1 月，美国内政部公布了《2019—2024 年国 家外大陆架油气开发租赁计划草案》（2019—2024 National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Leasing Draft Proposal Program），建议向油气开采业开放 美国超过90%的外大陆架区域。②此外，2018 年，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提出 “能源新现实主义”，阐释了要高效清洁地开采能源、简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程 序、推动能源大规模出口的长期愿景。③在上述种种政策措施的推动下，2018 年底美国成为了石油净出口国。总之，美国借助能源政策成为了石油、天然气 的重要出口国，从而使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着国际 油气市场进入了新时代。 2.发达国家石油消费显著下降、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参与 者。据统计，1973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称“经合组织”）石油消费总量为 4130.3 万桶/天，占全世界的74.25% ；2018 年为4870 万桶/天，占比下降到 49.12%。同期，非经合组织国家在世界石油消费中的比重由25.75%上升到 ① Se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4, February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tate-u nion-address-3/，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 ② See 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 2019-2024 National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Leasing Draft Proposal Program, https://www.boem.gov/NP-Draft-Proposal- Program-2019-2024，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 ③ 参见宋亦明：《重塑国际能源版图：急速扩张的美国能源出口》，《世界知识》2018 年 第12 期，第54 页。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27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51.8%，占了半壁江山。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由1973 年的 153.2 万桶/天上升到2018 年的1789 万桶/天，增长了11.68 倍，所占比重从2.75%增 长到18.04%。① 3.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是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面临的最 具深远意义的变化之一。②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对外依存度持续加大。 2017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2018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持 续高速增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根据中石油发布的《2018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8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上升至69.8%，天然 气对外依存度则上升至45.3%；③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前景 2018—2050》报告，到2050 年虽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仍能控制在70%左右，但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却会上升至78.5%。④ （二）传统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纷纷转型 1.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正式启动了“联盟计划” （Activation of IEA Association）。众所周知，1974 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是与经合 组织相联系的石油消费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仅限于经合组织的成员。 国际能源署主要通过建立“应急机制”“国际石油市场的情报系统”“与石油公司的 协商机制”以及实施“长期的能源合作计划”来保障成员国的石油供应安全。⑤ 2013 年，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将以联盟国参与国际能源 署的各类常设小组会议及部长级会议的方式，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与联盟成员国 提供共同的对话平台。2015 年11 月在巴黎部长级会议上，国际能源署与中国、印 度尼西亚、泰国宣布启动国际能源署“联盟计划”。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成为 第一批联盟国。“联盟计划”赋予联盟国参与国际能源署的会议、培训与能力建设 以及能源效益计划等方面的权利。“联盟计划”不但标志着国际能源署与联盟国在 能源安全、能源数据与统计以及能源政策分析三个共享领域开启了进一步合作的 ① 参见王能全：《全球石油治理需要新思维》，《财经》2019 年第5 期，第103 页。 ② See Bo Kong, Governing China’s Ener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63（2011）. ③ 参见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8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发布》，http://news. cnpc.com.cn/system/2019/01/18/001717430.shtml，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④ 参见刘冬：《中阿能源合作趋于立体化》，《世界知识》2019 年第17 期，第16 页。 ⑤ 参见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6-59 页。 28 新时代，而且是国际能源署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能源组织的第一步”①。 2.《能源宪章条约》（Energy Charter Treaty）开启了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能源 宪章条约》是唯一的、专门针对能源领域的多边条约。1998 年4 月，《能源宪章条 约》正式生效。《能源宪章条约》旨在为国际能源安全提供普遍的规则，其规制内容 涵盖了能源投资、能源贸易、能源过境、能源效率和能源争端解决等。②《能源宪章 条约》还设立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能源宪章会议”（Energy Charter Conference）。2004 年《能源宪章条约》大会设立了工业咨询小组，以建立能源宪 章会议及其不同工作组的咨询性平台，从而为能源投资、跨境运输和能源效率相 关的问题提供建议。2009 年《能源宪章条约》开始推进现代化改革进程，以应对 新的挑战，并吸收更多的国家参与。2012 年《能源宪章条约》采取巩固、扩大和推 广的政策，以将《能源宪章条约》的原则向全球推广。 （三）全球能源治理的新平台不断涌现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与全球能源治理相关的国际机构，如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以下称G20）、国际能源论坛、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 1.G20。G20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机构，虽然主要关注经济和金融问题，但是 早在2005 年G20 峰会就开展了“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话。2009 年，G20 领导人共同承诺在中期消除化石能源补贴。特别是2014 年11 月通过的 《G20 能源合作原则》（G20 Principles on Energy Collaboration），呼吁国际能源机 构承担更有代表性和包容性的角色，G20 能源工作组的作用得到了增强，G20 能 源部长级会晤也成为常态。 2.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IEF）。1991 年成立的国际能源 论坛，是目前综合性最强、成员国最多的国际能源机构。③其主要职能是以中立的 身份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非正式、公开和可持续的全球能源对话，通过联合石油 倡议协调能源数据的收集，增进成员国对共同能源利益的理解，提高能源市场的 透明度和稳定性等。 ① 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7 页。 ② 参见白中红：《〈能源宪章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3-31 页。 ③ 国际能源论坛有70 个成员国，涵盖了全球约90%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和消费。参见 国际能源论坛网站，https://www.ief.org/about-ief/organisation/member-countries.aspx，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29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3.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CEM）。2010 年成立的清 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是一个高级别的全球论坛，旨在通过政策和项目的形式促进清 洁能源技术的应用，其成员国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和全球清洁能源 投资的90%，截至2020 年2 月有28 个成员国。①近年来，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推 出了多项倡议，如电动汽车倡议、全球超级能源合作、生物质能源工作组、可持续 水电发展倡议、女性清洁能源教育授权倡议和国际智能电网行动网络等。 此外，亚太经合组织②、上海合作组织③、金砖五国④、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 能源理事会、全球碳捕获与封存机构、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世界贸易组织、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 均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方案或合作项目等方面的支持。⑤ （四）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然面临多重的、复杂的和前所未有的挑战。⑥ 1.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虽然2015 年第70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改变我 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目标7 专门强调：“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 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⑦，但是目前全球仍有13 亿人用不上电，有26 亿人炊事用 能依然采用传统生物质能。⑧有专家预测，即使到了2030 年可能还有14 亿人无法 ① 参见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网站，https://www.cleanenergyministerial.org/initiatives， 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② 亚太经合组织专门设立了能源工作组，具有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③ 2001 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被认为是“亚洲能源合作最具潜力的组织之一”。 2005 年，上海合作组织就提出了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构想。2013 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再次呼 吁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 ④ 金砖五国将能源确立为一个合作领域。因此，有学者认为金砖五国将在未来全球 能源治理中发挥较大作用。See Navroz K. Dubash, From Norm Taker to Norm Maker ? Indian Energy Governance in Global Context, 2 Global Policy 7（2011）. ⑤ 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 年版，第1 页。 ⑥ See Aleh Cherp, Jessica Jewell & Andreas Goldthau, Governing Global Energy: Systems, Transitions, Complexity, 2 Global Policy 75（2011）. ⑦ UN，A/RES/70/1. ⑧ 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 年版，第67 页。 30 享受现代的能源服务。① 2.中东等能源生产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未消除。一方面，虽然2017 年12 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收复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全部领土，但是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并未彻底消灭，仍然对中东地区的油气生产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2019 年9 月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设施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 击，使沙特阿拉伯原油供应每日减少570 万桶，这一数字约占沙特阿拉伯石油日 产量的50%和全球石油日供应量的5%。可见，全球能源生产仍然面临多种多样 的恐怖主义威胁。 3.能源供应与使用的方式亟待改变。诚如有学者所言，全球能源体系在21 世 纪发生的第一重大变革是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量的爆发式增长。②然而，应 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况且，世界各国要想共同完成2°C的气 候目标，改变能源供应与使用的方式、发展低碳技术尤为重要。遗憾的是，虽然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公约，但是没有一个国际机 构在切实推动能源低碳政策的发展与落实。③ 综上可见，近些年全球能源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 变革已经悄然开始。 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缺陷 （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滞后性比较突出 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缺乏包容性，滞后性较为明显。④ 1.国际能源署等传统国际能源机构的法律制度较为陈旧。众所周知，目前全 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例如，成立于1960 年的 ① See Ann Florini & Benjamin Sovacool, Bridging the Gaps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7 Global Governance 68（2011）; Aleh Cherp, Jessica Jewell & Andreas Goldthau, Governing Global Energy: Systems, Transitions, Complexity, 2 Global Policy 75 （2011）; Navroz K. Dubash &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9 （2011）. ② 参见吴磊、曹峰毓：《论世界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与中国的能源转型》，《太平洋学 报》2019 年第3 期，第37 页。 ③ 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 年版，第73 页。 ④ See David G. Victor & Linda Yueh, The New Energy Order: Managing Insecur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89 Foreign Affairs 61-73（2010）.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31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是“最具影响力的石油生产国组织”①。然而，当今美国、俄罗 斯和沙特阿拉伯已成为国际石油出口市场的三大巨头。因此，随着卡塔尔于 2019 年1 月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②石油输出国组织已风光不再，仅靠其成员 国的“配额政策和价格政策已经不足以解决当前能源市场的震荡”③。又如，国际 能源署“作为石油消费国应对能源危机的集体机制”④，诞生于20 世纪70 年代第一 次石油危机期间。然而，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政策一直都比较保守。国际能源署 的基本法律文件——《国际能源纲领协议》（Agreement on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第71 条第1 款明确规定：“此协议应对能够并愿意满足本纲领要求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任何成员国开放加入。”可见，国际能源署把成员国的范围严 格限定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从而排除了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能源署的可能性。因 此，我们不难断言：国际能源署“既不期望、也不认为有必要将其成员范围扩大到 这些发达石油消费国以外”⑤。 综上可见，无论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是国际能源署，这些传统的国际能源机 构的法律制度的确存在不少与当今国际能源格局不相适应的地方。 2.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如上 所述，当今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主要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主导，既不包括，也无 法代表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既不是 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也没有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 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无疑降低了目前全球能源治理 体系的有效性。 ① 杨泽伟：《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国际法的作用与中国的角色定位》，《东方法学》 2013 年第4 期，第88 页。 ② 参见石油输出国组织网站，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25.htm, 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③ 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87 页。 ④ William Martin & Evan Harrje,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Jan Kallicki & David Goldwyn (eds.), Energy and Security: Toward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98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肖兴利：《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第65 页。 32 （二）全球能源治理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明显不足 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缺乏一个权威性、专门性的全球能源协调机构。①正 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国家间能源相互依存日益增强，但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仍缺乏一个中心权威来协调能源政策。”②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现象，③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能源生产国与以国际能源署为代表的能源 消费国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双方合作的障碍并未完全消除。虽然国际能源论坛 的成员国囊括了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但是国际能源论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有限。因此，兼顾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共同利益的全球性 能源治理组织尚未建立。 第二，能源问题虽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重要议 题，但显然不是上述国际机构的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 第三，传统的能源治理主要是各个主权国家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和 可再生能源等能源治理的客体和类别来分别进行的。④况且，现存的全球能源治 理机制不但职能相互重叠，而且治理的对象也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化石能源。⑤ （三）全球能源治理规则的硬约束有待增强 一谈到“全球能源治理”，人们就会马上联想到“全球总督”（global governor） 甚至“全球政府”（global government）——一个能够制定规则并能强制实施规则 ① See Aleh Cherp, Jessica Jewell & Andreas Goldthau, Governing Global Energy: Systems, Transitions, Complexity, 2 Global Policy 75-87（2011）; Navroz K. Dubash &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11（2011）. ② Leonardo Baccini et al.,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rad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https://core.ac.uk/reader/ 35435620，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 ③ See Navroz K. Dubash &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6-18（2011）. ④ See Navroz K. Dubash &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7（2011）. ⑤ See Navroz K. Dubash &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15（2011）.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33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的机关。①然而，目前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不但缺乏普遍性的国 际法规则，而且有关规则是以软约束为主。 1.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有关的多边条约较少、普遍性和影响力不足。如上所 述，学者们一般认为：“《能源宪章条约》是目前能源领域唯一的多边条约。”②然 而，迄今包括欧盟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内，只有53 个缔约方批准了该条约。③ 这说明该条约在国际社会近200 个国家中缺乏足够的认同。况且，目前只有61 个 国际仲裁案是以《能源宪章条约》为主要依据的，这也说明该条约的影响力比较有 限。④又如，在能源消费领域发挥一定作用的国际能源署，目前也只有30 个成员 国。⑤ 2.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的相关决议仅具建议性质。例如，国际能源论坛主要 是一个政府间的协调机构，其基本目标是“增进成员国对共同能源利益的理解和 意识”⑥，因而其职能主要是为各成员国提供交换意见、建立高层联系的平台，而不 是制定政策，更没有权力给成员国施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又如，2015 年由 《能源宪章条约》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国际能源宪章》（International Energy Charter） 是对支持国际贸易和资源获取、增加能源领域国际投资的政治声明，也没有 法律约束力。⑦ 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加快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如上所述，当今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没有准确反映世界能源形势的变化，因 ① See Ann Florini, The Peculiar Politics of Energy, 26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300（2012）. ② 白中红：《〈能源宪章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 页。 ③ 参见《能源宪章条约》网站，https://www.energycharter.org/process/energy-charter-treaty- 1994/energy-charter-treaty/，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④ 参见马妍：《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11 期， 第60 页。 ⑤ 参见国际能源署网站，https://www.iea.org/countries，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⑥ Se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Charter, https://www.ief.org/about-ief/ief-charter. aspx，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 ⑦ 参见《能源宪章条约》网站，https://www.energycharter.org/process/international-energy- charter-2015/overview/，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34 而应当加速推进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诚如国际能源署前署长诺波 尔·塔纳卡（Nobuo Tanaka）所言，国际能源署要想继续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发 挥关键作用，除了改革别无他途，因为研究表明从2006 年到2030 年，全球能源需 求增长的87%来源于非经合组织国家，非经合组织国家在世界能源需求中的份额 也将从51%增长到62%。① 因此，就国际能源署的现代化进程来说，首先，应该修改国际能源署的《国际 能源纲领协议》，改变其成员国身份仅对经合组织国家开放的条约限制。其次， 修改国际能源署特殊的表决程序，②提高其决策机制的效率。最后，国际能源署 还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印度等主要石油消费大国的联系。③值得注意的是， 2015 年9 月，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在访问中国时明确提 出：“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成为国际能源署的合作伙伴，更要参与 到国际能源署的工作中来”，“推动国际能源署的现代化，使其发展为真正的国 际能源机构”④。有学者也认为，中国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被任命为国际能 源署高级顾问并在国际能源署工作，是国际能源署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 性的重要一步”⑤。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1.继续挖掘国际能源论坛的协调作用。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国际能源署 就逐渐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合作，双方不但签署了一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而 且成立了联合工作组进行共享数据等方面的工作。⑥有鉴于此，国际能源论坛作 为政府间协调机构，自成立以来就已经促成了多项国际能源署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间的合作项目，如建立联合石油倡议全球性数据库等。今后把这一数据库扩展到 ① See Ann Florini,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48（2011）. ② 参见肖兴利：《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版，第82-105 页。 ③ See Ann Florini,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40（2011）,. ④ 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28 页。 ⑤ 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7 页。 ⑥ See Ann Florini,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46（2011）.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35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天然气、煤炭以及其他能源领域，应该是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由国际能源论 坛、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三个组织的秘书处开展联合行动，被认为是弥 补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协调性不足的一项务实方案。① 2.充分发挥G20 在能源领域的协调功能。一方面，G20 自从关注“能源问题” 议题以来，达成了诸多共识，特别是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G20 能源合作 原则》明确提出了“加强国际能源机构之间的协调，尽量最大程度减少各机构功能 重复的现象”，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出席G20 峰会的是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以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影响力较大。特别 是在G20 机制中，存在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高权威性行为体”（high-status actors） ②的国家，能够把有关全球能源治理议题纳入到G20 议程中。此外，G20 包 括了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2017 年，G20 国家占世界石油消费约80% 和世界石油产量约60%；G20 国家间石油互供，自给率为73.5%。③事实上，近年 来G20 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新能源技术等方面的能源治理作用较为突出。④ 因此，可以设立G20 能源问题常设工作组，以更好地发挥G20 在能源领域的协 调功能。 （三）提高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国际法规则的普遍效力 1.增强《能源宪章条约》成员国的普遍性。其实，《能源宪章条约》一直处于动 态的发展过程，它源于1990 年荷兰首相鲁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的一项政 治动议（political initiative）和1991 年《欧洲能源宪章》。《能源宪章条约》体系还包 括1994 年《能源效率和相关环境问题议定书》、1998 年《能源宪章条约贸易条款修 正案》、1999 年《政府间跨国管道运输示范协议》、2003 年《过境议定书（草案）》和 2007《东道国政府与项目投资者之间的跨国管道运输示范协议》。2009 年能源宪 章开始推进现代化改革进程，并在2010 年出炉了“能源宪章现代化政策的路线 图”（Road Map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nergy Charter Process）。2012 年 还通过了“能源宪章关于巩固、扩大和推广的政策”（Energy Charter Policy on ① 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 年版，第86 页。 ② See Richard W. Mansbach & John A. Vasquez, In Search of Theory: 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9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参见王能全：《全球石油治理需要新思维》，《财经》2019 年第5 期，第107 页。 ④ 参见刘宏松、项南月：《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国际展望》2015 年第6 期，第 129 页。 36 Consolidation, Expansion and Outreach）。①鉴于《能源宪章条约》目前已经得到欧 亚大陆50 多个国家的批准，成员国涵盖的地理范围广，因而进一步增强《能源宪 章条约》成员国的普遍性、促进其向全世界参加国最多的国际能源多边条约发展， 是其必然的趋势。 2.推动国际能源宪章由政治宣言向国际条约的转变。国际能源宪章的序言 明确提出其“最终目标是扩大《能源宪章条约》和程序的地理范围”。因此，进一步 推动国际能源宪章向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转变，既是《能源宪章条约》现代化 的重要步骤，也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完善的必然要求。 3.赋予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相关决议以约束力。尽管诸如国际能源论坛将 自身定位为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其有关决议仅具建议性质。然而，鉴于国际能 源论坛等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成员国较大的普遍性，赋予其相关决议具有法律约 束力，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此类平台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 （四）充分发挥能源领域行业协会的作用 能源领域的行业协会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②因为要实现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目标，能源领域行业协会之间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因此， 重视诸如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理事会、国际天然气联盟、世界能源协会、世 界煤炭协会、国际水电协会、世界风能协会、世界核协会、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国 际能源经济协会等能源行业协会的作用，是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作用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全球第二大石 油消费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进一步发挥中国在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作用。 （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 年多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基础上，推动共建“一 ① See Energy Charter Treaty，The Energy Charter Process，https://www.energycharter. org/process/overview/，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 ② See Navroz K. Dubash &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Policy 12（2011）；Benjamin Sovacool et al., Energy Governance, Transnational Rule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83 World Development 179（2016）.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37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既有现实基础，也有法律保障，同时也是完善全球能源 治理体系的重要步骤。 1.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现实基础 （1）“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据学者分析，“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油气剩余探明储量分别为1338 亿吨、155 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剩余探 明总储量的57%和78%，集中了俄罗斯、中亚及中东地区的重要油气资源国。① （2）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双边贸易中，油气比重高、数额大。例如，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 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②等中国陆上跨国油气管道，已连接中亚国家、俄罗斯、 缅甸等油气资源国与过境国。此外，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沙延布炼化基地 等重大项目，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典范。 （3）现有的多双边能源合作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提供了 组织基础。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中国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亚洲合作对话、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中国—阿盟、中国—海合会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了广泛的能源合作。另一方面，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实施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推动建 设中国—阿盟清洁能源中心和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等。③因 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在上述多边双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共 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不言而喻，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将 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向更深更广发展。 此外，截至2021 年1 月底，中国已累计同140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① 参见张翼：《“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呼之欲出》，《光明日报》2017 年6 月5 日，第 1 版。 ② 2019 年12 月2 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它是全球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 项目，合同金额为4000 亿美元。该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中国 黑龙江黑河。其中，俄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 公里，中国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 公里，利用已 建管道1740 公里；每年输气380 亿立方米。参见杨进：《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意义 重大》，《世界知识》2019 年第24 期，第57 页。 ③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13745.htm，2020 年11 月 20 日访问。 38 205 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这不但说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 议的认可，而且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法律保障 （1）中国政府出台的有关“一带一路”法律文件，为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 俱乐部提供了法律原则和行动指南。2013 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 年3 月28 日）、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2017 年5 月10 日）、《推动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2017 年5 月16 日）和《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2019 年4 月22 日）等有关“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文件。上述法律文件特别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不但明确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法 律原则，如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而且指出了合作的重点领域，如加强能源产 能合作、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 （2）“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为呼之欲出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 乐部提供了“牙齿”。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负责审理当事 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②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既是中国建立符合现代国 际法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尝试，也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 俱乐部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法律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4 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正式成立， 伙伴关系成员国共同对外发布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 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重要一 步。③ （二）积极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毋庸讳言，中国是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新兴参与者和“跟跑者”。然而， ① 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 //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21 年3 月31 日访问。 ② 参见2018 年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 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③ 截至2020 年1 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国总数已经达到30 个，包括阿 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柬埔寨、佛得角、乍得、中国、东帝汶、赤道几内亚、冈 比亚、匈牙利、伊拉克、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巴 基斯坦、刚果（布）、塞尔维亚、苏丹、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汤加、土耳其及委内瑞拉。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39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早在2008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在国际能源会议上首次阐述了“互利合作、多元发 展、协同保障”的“全球能源安全观”。2012 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全 球能源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与合作。”①2017 年，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②因此，共建“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平台，积 极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既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需要，也 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 1.充分发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作用。2016 年3 月，全球能源 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③它是为落实全球能源互联网倡议、由 中国在能源领域成立的首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和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今，全球能源互联网已成为中国推动“一带一 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2018 年以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 作组织”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九横九纵”骨干网架和各大洲能源互联网构建思 路，发布了《全球能源互联网骨干网架研究报告》《“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研究 报告》以及各大洲区域能源互联网规划，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了顶层设 计和行动路线图。④今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应在理念传播、战略规 划、标准制定、资源支持和项目开发等领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为全球能源转型 提供中国方案。 2.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一方面，中国应向世界展示在新 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成就，⑤分享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关法律政策的成 功举措。据统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已经连续第七年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http://www.gov.cn/jrzg/ 2012-10/24/content_2250377.htm, 2020 年11 月20 日访问。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60 页。 ③ 详见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网站，https://www.geidco.org/overview/，2020 年 11 月20 日访问。 ④ 参见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网站，https://www.geidco.org/overview/，2020 年 11 月20 日访问。 ⑤ 目前全球大约60%的太阳能电池产自中国。 40 全球领先，2018 年能源投资占全球能源总投资的32%，投资规模达到912 亿美 元。①事实上，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已经逐步得到国际社 会的认可。例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和 融资在全球领先，且已完成或超过了自身设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也曾 经明确指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正在努力减少排放，使其成为清洁技术的领 导者，真正能够与世界不同国家分享他们的良好经验”②。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进 一步加强与有关新能源国际机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促进新能源知 识产权制度的合理应用，消除贸易壁垒，降低新能源技术的利用成本，以实现绿色 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11 月由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所属上海电力与马耳 他政府携手在黑山共建的新能源项目——黑山莫祖拉风电站正式投入运营。③这 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推进能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尝 试和成果之一。此外，2019 年12 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投 资开发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牧牛山风电项目，举行首批风机并网发电仪 式。④ 3“.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下设“天然气国际论坛”。鉴于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未来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攀升，因而中国可 倡导发起成立“天然气国际论坛”，作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组成部分。 成员可以包括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天然气消费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天然 气国际论坛”可以就天然气数据收集与分享、市场预测、天然气管道运输安全以及 争端解决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此外，2016 年11 月26 日，中国国家级能源交易平台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① See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9,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global-trends-renewable-energy-investment- 2019，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 ② 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278 页。 ③ 黑山莫祖拉风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6 兆瓦，于2017 年11 月开始施工。该风电站每年 可提供超过1.12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为黑山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④ 牧牛山风电项目位于塔斯马尼亚州中央高地，总投资约3.3 亿澳元（约合15 亿元人 民币）。项目总装机容量148.4 兆瓦，通过4 公里220 千伏输电线路与澳国家电网连接，投产 后年均上网发电量约4.4 亿度，可为超过6 万个家庭提供优质清洁能源，并可创造数千个就业 岗位。该项目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大有可为。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41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正式投入运行。2018 年3 月26 日，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 易所正式上市交易。上述举措，不仅将对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西得克萨斯 中间基原油期货形成竞争之势，①而且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迈出的重要步伐，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油气价格领域的话语权。 五、结论 （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始终受到地缘政治的困扰 能源是关系到各国国计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始终 受到地缘政治的困扰。②一方面，从历史上看，作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国际能源署，它的产生就是为了应对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 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而引发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另一方面，就现实情况 而言，能源资源的竞争、核不扩散制度的分歧、恐怖主义活动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威 胁等，③无不体现全球复杂的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此外，俄罗斯与土耳其两国重 点能源合作项目“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既是乌克兰危机直接催生的结果，更折 射了地缘政治的变化。而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合作的“北溪-2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之所以一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不但是因为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购买本国的天然 气，而且也有美国与俄罗斯进行战略竞争博弈的考量。 （二）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上所述，能源问题与主权国家的战略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因此， 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不但存在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石油生产国和以国 际能源署为代表的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对立，而且在国际能源机构内部各成员国之 间围绕该机构的性质、合作领域、决策机制、权利义务以及争端解决等制度因素也 产生分歧。这种对立与分歧，既是造成目前各个国际能源组织成员国的普遍性不 如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的原因，也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比较缓慢的重要 因素。因此，不难断言，无论是《能源宪章条约》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共建“一带一 ①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原油美元霸权被打开缺口》，转引自《参考消息》2018 年3 月 28 日，第14 版。 ② See Ann Florini & Benjamin Sovacool, Bridging the Gaps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7 Global Governance 59（2011）. ③ See Ann Florini & Benjamin Sovacool, Bridging the Gaps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7 Global Governance 58（2011）. 42 路”能源合作俱乐部，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应秉持“能源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主旨演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和努力方向。“能源命运共 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秉持“能源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是实现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目标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要求。一方 面，能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目标是保障安全、稳定和可 持续的全球能源体系，协助各国政府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①另一方 面，“能源命运共同体”彰显了现代国际法的一种先进的价值追求，蕴含了民主、公 平、正义等国际法价值，体现了全球能源共同安全观的核心思想。特别是“能源命 运共同体”包含的重要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是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的新发展，②也是实现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指针。 The Change and Reform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China’s Role in the Context of“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Abstract: The main features of current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re the global energy map is being reshaped, traditional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re transforming, and new platforms for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are emerging, etc. The lag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is more prominent,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and the hard constraints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rul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se are the main defect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can be improved by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further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① 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 年版，第74 页。 ② 参见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5-6 页。 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43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2期 among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enhancing the universal effectiveness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the Belt and Road”Energy Cooperation Club and actively provide more public goods to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Belt and Road” Energy Cooperation Club; energ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责任编辑：石磊钱静） 44

44 第4期 紫光阁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 难以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 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 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 的国际新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以及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 的深化，使我国不再仅仅是国际经 济体系的参与者和治理规则的跟 随者，而开始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 建构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我国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在 五个方面促进着全球经济治理格 局的变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共赢共享是推动全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通 过“五通”深化沿线各国合作，把中 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促进经济深度融合，并最终 形成利益共同体，将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打下扎实基础。历史地 看，与欧洲国家通过战争开辟同其 他国家文化、商业交流渠道不同， 古丝绸之路秉持了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沿途国家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开展 贸易往来，展现了中国与沿途国家 的相处之道。当今的“一带一路”建 “ 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 申 兵 卢 伟 孙 伟 公丕萍 设，发扬光大古丝绸之路精神，以 “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促进沿线 国家共同繁荣、发展和进步，正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 和实践，也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路径。 以沿线和周边为重点完善区域 经济治理体系 区域经济治理体系是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的基石。“一带一路”建 设有助于推动形成沿线和周边地 区的区域经济治理格局。 在重要地区构建新型区域合 作机制。在我国周边地区以及非周 边对我利益有重大关切的地区，形 成区域合作机制，将有利于我国积 极应对周边环境和重要地区出现 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主动有为 地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及重要地 区战略大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以及近两年快速推进的 澜湄合作机制就是构建区域合作 机制的积极实践。 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 能。上海合作组织是沿线地区重要 的区域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其经 济功能相对较弱。“一带一路”建设 为充分利用上合组织已有的金融、 投资、贸易、能源等合作机制，创新 合作方式，提高中亚国家与我国开 展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 供了有利条件。中长期来看，各国 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制度，保障资本 自由流动，建立共同金融市场，制 订统一商品、服务规则和市场准 入，形成共同运输服务市场和统一 运输体系，建立共同能源市场，构 建地区金融稳定机制等，可推动这 一地区在经济大陆伙伴关系的基 础上形成自由贸易区。 为多边南南合作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 者和重要参与者。多年来，通过发 展经验分享、专业技术知识传授、 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减免等途径，我 国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援 助。此外，我国与非洲、拉美及加勒 比、阿拉伯世界、亚太地区以及巴 西等多边和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为加强南南合作、消除极度贫 困、促进共同繁荣增添了新的生命 力。 提供国际区域公共产品。“一 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在向国际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区域治理、 区域合作新模式构建、交通和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区域文化交流深化以 及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建设等。此 外，我国政府还通过提供援助资金 等方式促进全球和区域经济均衡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区域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话语权 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 权威论坛 紫光阁 第4期 45 发展。例如，我国设立了“南南合作 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 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 议程。这些国际区域公共产品的提 供，将为相关国家的长期稳定增长 创造条件，为构建和谐区域发展环 境奠定基础。 以开发性金融为突破口完善全 球金融治理格局 据分析，到2 0 3 0 年，全球基 础设施资金缺口将高达20万亿美 元，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 重。我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 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 过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 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 增长注入长久动力。此外，2014年 11月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 “丝路基金”，为促进亚洲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了另一资金来源。 以贸易投资协定为抓手提升贸 易投资规则制定话语权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贸易 和投资合作的形式多样，既有自 由贸易区，也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等，“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沿线国 家和地区以建立统一高标准的自 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加快实现区 域贸易便利化，并为完善全球贸易 和投资规则提供经验。 以RCEP为示范促进全球贸 易便利化。亚洲参与成员最多的区 域贸易安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RCEP）”涉及贸易、投资等多方 面内容，一旦达成将明显增加区域 贸易便利化程度，推动跨境产业 链的建成，并为跨境投资的准入、 运营和退出提供更为完善的保障。 RCEP如果达成，将在亚洲形成经济 增长新动能，不仅支撑亚洲经济进 一步增长，也将对世界贸易繁荣以 及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改变全 球投资规则价值 导向。中欧正在 推进双边投资协 定（BIT）谈判，此 次协定从“ 投资 保护为主”转变 为“保护与开放并 重”，体现了投资 “自由化”的特点， 同时确保国家应有的规管权力以 及社会的重要关切不受到负面影 响，体现了“平衡化”原则。我国与 欧盟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欧之间 签订投资协定势必会对全球经济 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协定拟订 过程中，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 济体对公平公正投资规则的诉求 纳入双边投资协定中，将会影响甚 至改变国际投资规则价值导向，且 将为全球性投资条约的拟定奠定 良好基础。 通过人民币区域化提高人民币 国际货币地位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 展，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和金融合 作不断深化，扩大了国际市场对人 民币跨境使用需求，为拓展人民币 职能搭建了良好平台，是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拓展人民币使用地域。“一带 一路”建设有助于人民币被更多的 经济体认可和接受，为扩大人民 币跨境需求提供更多的实体经济 支撑。“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形成人 民币货币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 重要的地区，从而加快人民币周边 化、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强化人民币在沿线地区的结 算职能。“一带一路”建设中，支持 经常项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鼓励 在境外投资、工程承包、设备出口 及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使用人 民币计价结算，将扩大亚欧国家特 别是广大新兴经济体使用人民币 进行贸易结算。此外，在与沿线国 家的能源贸易和能源管线建设项 目中积极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并 考虑分阶段逐步建立人民币计价 的石油期货市场和交易所，因地制 宜设置商品期货交割仓库，尝试人 民币能源期权交易，将逐步实现矿 产、能源等大宗商品贸易的人民币 计价结算，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贸易 结算份额的提高。 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地区投资 和储蓄职能。“一带一路”建设有 助于扩大人民币直接投资和对外 信贷需求，并发展更多对外金融服 务，如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人 民币清算系统等。另一方面，推动 境内银行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 人民币贷款业务，鼓励合格的境内 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沿线国家， 拓宽人民币跨境投资渠道，都会提 升人民币在境外的投资职能。目 前，马来西亚、韩国、柬埔寨、菲律 宾、尼日利亚等国已将人民币作为 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国家 的央行表示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 币在境外的储备功能正在借助“一 带一路”建设得到提升。此外，霍尔 果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也为 更好地发挥人民币的计价、流通、 储备功能提供了良好条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谢剑南 (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91) 提要: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曾经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进步，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这种以“资 本中心论”为基础的“中心—次中心—边缘”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已经无法适应当今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度调整。应运而生的 “一带一路”倡议，以国家对接为方式、以互联互通为路径、以共同现代化为目标，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体系容量、机制存 量、互动增量、价值含量等五个方面，推进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新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引领了全球经济更加均衡、普 惠、充分发展。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发展新时代，有助于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 系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全球经济治理; 治理体系变革; 国际合作; 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637( 2018) 03 － 0109 － 07 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日益形成紧密相连的发展 共同体，但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与公共产品供给始终面 临乏力状况。在全球化情况下，健康发展的全球经济 至少需要有五个方面的变革: 一是需要生生不息的强 大内生力量作为持续产生驱动力的引擎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以不断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 二是不断 扩充世界经济的体系容量，从当前不均衡不充分的发 展中纠偏过来，以促进世界经济普惠发展; 三是以往 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适应当今全 球经济发展状况，必须进行经济发展的机制存量变 革，以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 四是世界经济的中 心—次中心—边缘发展模式，已经转向了复合链条式 发展，必须更大程度地提升南北和南南之间的互动增 量，以推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 五是过去受控于精英 集团的世界经济，已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个体解放， 必须进行经济发展的价值含量变革，以推动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应 运而生，沿线各国积极对接并融合各自发展战略，注 重把地缘优势转化为互动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把差异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产生了良好效 应和深刻影响。“一带一路”通过初期发展，“初步形 成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的国际产能合作布局，带 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开创了南北和南南 合作新模式”，“为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带来 了新希望，开辟了新前景，注入了新动力”［1］，体现了 国际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本质特性，具有 可分享、可持续、可对接、可内化的全球化新时代特 征，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实践。 一、内生力量变革: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变革的突破口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生产力发展是人 类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球视野的历史发展观分为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其 中生产方式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进化为纵 向发展，从分散的、闭塞的区域发展到一体化的、开放 的大联合发展为横向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在理论上是一种永无止 境的过程，但在实践中呈现的往往是一种主动或被动 的路径选择，其快慢与程度取决于开放程度与推进 力度。 自近代以来，国际体系实际上几乎在所有领域都 是一种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中心—次中心—边缘” 的伞形“依附结构”，全球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炮 舰政策下采取把非西方国家强制纳入西方主导的发 展模式，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当成原材料来源地和商品 倾销地，致使众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单一、民 109 甘肃社会科学2018 年第3 期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8.03.018 生凋零困苦、社会发展落后。国际合作无论是政府间 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还是国际组织中的双边或多边， 或是以社会与市场方式的合作，通常都是“资本中心 论”的附属品。总体来看，作为当前仍占主流的传统 依附式发展模式，事实上成了这种发展进程的基本组 成部分，在该进程中，几乎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创建并制定规则，借以全方位管理、控制甚至创造第 三世界。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经过国际社会多年的积极 努力，世界经济逐渐得以复苏，各国都在寻找如何更 好地发展经济的良策。如何超越过去以西方国家为 中心的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合作共赢的普惠发展，成 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发展主旋律和相互 依存日益加深的历史大背景下，必须创新全球经济合 作发展新模式，耦合国家间、地域间、国际组织间和各 行业间各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建构以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来对接经济合作发展的基本框架，调整各国各地区 的生产与发展布局，大力解放和发展长期受既定国际 体系结构压制的社会生产力，从传统的不公平合理依 附结构中解放出来，使各国经济发展从相对封闭、依 附、单一的态势，向更加开放、自主、多元的态势转化， 在全球范围提升从生产到消费、从融资到投资、从互 动到思想等的活力，进一步调整全球体系中的生产关 系、贸易关系和资源配置关系。 ( 二) “一带一路”带来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 的再调整 在中国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在沿线各国各地区 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把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 融为一体，并且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首次真正植入道德 化的平等价值与公正价值，合作解决发展与民生、投 资与贸易、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问题， 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框架，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理解、认可与支持，初步形成了在合作中前进、在 探索中发展、在实践中进步的经济合作发展路径。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也以各种方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的建设与发展， 2016 年4 月，中国与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签署意向书，双方将共同规划推 进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 2016 年9 月， 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6 年11 月，联合国大会首 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2017 年3 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 2344 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呼吁加强“一带一路”合作与建设［2］。可以说，“一带 一路”进一步凝聚了全球经济合作发展的新共识，逐 步形成利益与共、责任与共、命运与共的新理念，开创 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境界。 共识引领合作，共赢促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逐 渐认知到，以往西方发展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在现实中已难以为继，全球化规则必须依据 时势发展而改写;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也认识到，要完全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并主导的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单靠自身独立发展也很难实 现。南北失衡、东西偏差的发展鸿沟已成为国家治理 与全球治理的共同挑战。基于这种现实与认知，需要 逐步在理论和实践中剥离西方中心论神话的外壳，纠 正产生经济发展鸿沟的偏差，破解贫困落后与和平发 展的难题，重新回归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前行之 路。“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重 要平台，对沿线国家来说，许多国家已从最初的疑虑、 观望和犹豫，逐渐变为主动对接和积极参与，成为新 的全球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巨大内生力量。当前，俄罗 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 古的“草原之路”、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印度 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 发”、欧盟的“容克计划”、英国的“北方经济引擎”等 发展战略，都与“一带一路”进行了有效对接。这种 在战略上与现实中不断耦合的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是 从实践中产生、从收益中悟出、从结果中升华的，将更 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沿线国家的生产力，更大范围地 调整僵化的生产关系。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建 设最成功之处是受到众多国家政界、商界的欢迎，在 各国民众的心间播下了一粒种子，“民众们十分清楚， 或许5 年，或许10 年，一定能够看到‘一带一路’为他 们带来的繁枝茂叶”［3］。 二、体系容量变革: 走合作共赢与包容共生新路 ( 一) “经济自由化”的畸形发展要向“经济人民 化”的均衡发展转变 经济发展绝非经济增长，经济治理也绝非经济管 理。由于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深，你输我赢、赢者 通吃已不合时宜也难以为继，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不 再是如何竞争，而是如何更好地合作，这就要求全球 经济治理必须进行经济发展体系的容量变革，彻底突 破意识形态桎梏与传统的西方主导藩篱，走合作共赢 与包容共生新路。随着全球化新时代的持续深入发 110 经济 展，个人已越来越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单一经济体，自 然地，这种状况要求经济发展必须秉持以民为本的价 值原则。当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固执地坚 持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理念而非多数人利益的 “人民至上”原则，极力维护利于精英获益的“经济自 由化”畸形发展，傲慢排斥利于民众受益的“经济人 民化”均衡发展，陶醉于狭隘的“华盛顿共识”而无法 自拔。反观中国，不仅成功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探索出了稳健的“北京共识”发展道路，还顺势提 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 发展提供了治理新方案，“是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2］。 ( 二) “一带一路”开创合作共赢与包容共生新路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自然 条件、发展阶段等都很不一致，尤其中间线段上有很 多相对贫困又发展滞后的国家更是各有特点，在很大 程度上妨碍了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一带一路”作 为国际合作发展倡议，“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 与”［4］，“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 元合作平台”［5］，不以掠夺为宗旨、不以强制为手段、 不以霸权为目标，而是以合作共赢、包容共生为旗帜， 以互惠为原则、以联通为动力、以共富为目的，“讲求 和平、包容、普惠、均衡”［6］。各国依据自身的发展条 件和发展战略，自行决定如何推进与“一带一路”的 有效对接，融入全球经济合作发展大格局，以实现国 家快速发展、民众脱贫致富、社会繁荣进步的美好愿 望，是沿线各国的大合唱，“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 流”［7］，为沿线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开创了包容共生 的新出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一带一路”也 如同一个融合器，有效统合沿线各国国情社貌的巨大 差异，推动跨域融合协调发展，为亚欧大陆和世界经 济带来了巨大动力、非凡活力和发展出路; “一带一 路”如同一个推进器，使各国重拾古代丝绸之路“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矢力朝着包容共生的共同富裕和共同现代化目标 推进。 “一带一路”促进了各国联动发展，使原来不同 程度的依附式、孤岛式或闭环式发展有效地串联起 来，相互进行战略与优势对接，在包容中兼容，在兼容 中融合，在融合中共进。第一，有利于沿线各国协调 各自国内发展战略和国际发展战略，进行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规制融合; 第二，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共赢，中国作为域内大国和倡议国，力推沿线大小国 家一律平等并相互包容共生，推动建构“众人划桨开 大船”的良好机制; 第三，有利于形成一定程度的发展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促进 各国战略互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良性开放与 分工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应对各种全 球化新时代的挑战与风险。 截至目前，已有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不 同的形式共同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40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 作协议， 30 多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国际 产能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 断深入。与此同时，交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合 作发展也深入进行，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如 中巴合作的瓜达尔港项目逐步落地，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成果。据普华永道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 年 “一带一路”66 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7 项核心基建投 资约4940 亿美元，整体GDP 增速为4． 6%，超过了发 展中经济体3． 6% 的平均增速［8］。据麦肯锡预测，到 2050 年，全球大约GDP80% 的增量将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三、机制存量变革: 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 一) 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要求机制存量发生适应 性变革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发 展而来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论是贸易和投资 机制，还是金融与美元机制，都已经使推动全球经济 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出现了持续疲软乏力的状况。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治理路径，虽然曾 经在不同时期、不同路径推进了全球经济发展，促进 了初级版本的全球化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但在机制 上仍是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相混合的路子，本质上并 没有形成以民为本的发展机制与共富机制，造成了各 国间严重的财富不均衡、互动不对等、发展不平衡。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是长期放任的 “极右”新自由主义逐步累积的系统风险的膨胀崩 溃，反映了全球化利益在各个国家之间、不同阶层之 间、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失衡，清晰揭破了精英与资 本相结合的沉疴痼疾，势利的寡头主义光环不再，异 化的机会主义也从此黯然失色。 大萧条以来的屡次经济或金融危机显示，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地区各行业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是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 问题，尤其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到了全球化和贸 111 甘肃社会科学2018 年第3 期 易投资自由化等领域，使全球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和 需求侧刺激都双双进入瓶颈区，已经深刻影响到了 二战以来的雅尔塔体系秩序，亟待纾解全球经济治 理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并从侧面突 破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所 带来的困局，以不断继续活化市场供求两端驱动力 和微观动力，提高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全要素生 产率，继续推进全球货币体系的存量变革和区域合 作机制的增量变革，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纵 深发展［9］。然而，全球经济治理是个系统工程，必 须树立以民为本、共同富裕、命运与共的发展理念， 加速治理机制的存量变革，不断创新发展路径与合 作机制，才能有效消除经济治理不力而引发的环环 相扣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而最好的解 决方式之一就是在开放的互联互通中，以“十个手 指弹钢琴”的节奏，促进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的规 律性流动，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 二) “一带一路”为各国共同发展带来光明前景 “一带一路”类似于一个“国际商会”，国家是入 会的主要行为体，不针对任何国家，不设定准入门槛， 不拘泥合作方式，实行跨国协调、跨域融合、跨业发展 的灵活方式来推动合作与发展，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改革乏力的情况下，开辟了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 的新途径，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再补充与再 完善，创造了一个全方位延伸“无死角”的2． 0 版全球 化与合作发展新模式。这个升级版模式“构筑全球开 放型合作网络”［10］，超越了过去的线性价值链路径， 探索形成了地区和全球复合价值链的新型路径，从一 开始就超越了“一个苹果换一个梨子”的简单经济学 逻辑，采取多边和双边相结合的方式，在本区域或跨 区域间综合推进工程项目、工业园、能源资源、金融、 贸易、旅游等多领域、多样化、多维度的合作发展，在 各领域相继建立起了与之相配的平台与载体。“一带 一路”已成功展现了亚欧经济发展活力和全球经济发 展动力。 “一带一路”为沿线发展开辟了光明前景，也不 断刷新了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认知，为各 国、各领域发展带来了不竭动力与新希望。近三年 来，也陆续推动了跨国产业链合作，建设了境外经贸 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中国作为 “一带一路”的倡议国和沿线最大经济体，在2015 年 9 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 书的接受书，在2016 年9 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相继与哈、乌、 巴、蒙等亚洲国家及俄、乌、阿、匈等欧洲国家签署了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地区与地区对接、行业与行业 对接、企业与企业对接、标准与标准对接奠定了良好 基础。目前，已逐步形成了支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沿线中心城市支撑、重点经贸产业园配合的亚欧大陆 经济合作发展大格局，积极规划了中蒙俄、新亚欧大 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 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推动了中俄油气管道、瓜达 尔港、斯里兰卡港、匈塞铁路、麦罗维大坝、泛亚铁路 等重大合作项目，设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和专项投 资等，并将积极建立沿线国家间的金融监管合作平 台。“一带一路”加快了国际经济体系重构，也将带 动国际政治体系重塑。 四、互动增量变革: 推进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富裕 ( 一) 互联互通显著促进了各国政府和人民间的 往来互动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逻辑来看，经 济发展的最高原则在于人民性，最高属性在于社会 性，最高法则在于开放性。在全球化新时代，只有不 断强化生产要素和人员往来的互动增量变革，拓展互 联互通的广度、维度与深度，“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1］，才能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建设全面开放型世界 经济，实现各国共同富裕与共同现代化的目标。 国家发展之道，必先富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 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12］。“要想富，先修路”，道路 通达是致富基础。千百年来，亚欧大陆广袤腹地囿于 地形地貌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十 分有限，即使有古代丝绸之路，但其交流与互动的规 模也非常有限，并且路途遥远、自然条件恶劣、交通工 具原始，东西方之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时断时续，最后 在15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古代丝绸之路就 彻底截断了。近现代以来，随着海运迅速崛起，沿海 沿江地区得到率先快速发展，但亚欧广大内陆地区受 限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工业化、城镇化、智能化发展仍 然滞后，仍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现代化。“一带 一路”的东头是蓬勃发展的东亚与东南亚，西头是繁 荣发达的西欧诸国，中间是资源富集的大陆板块，具 有鲜明的互补性特征，有利于沿线国家与地区的资源 环要素和价值链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从而实现发展功 能的自我强化，为长远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 机制。 112 经济 ( 二) “一带一路”倡导万物互联，为全球经济发 展带来巨大活力 作为有效撮合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新平台，“一 带一路”通天下且利天下，重头戏就是互联互通乃至 万物互联，这既是当前建设“一带一路”的前提条件 与主要特征，也是重要建设目标。当前，“一带一路” 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网路六大通道的建设都 在推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国家发挥了重大 作用。仅就铁路来看，目前中国28 座城市已开通中 欧班列线路52 条，到达欧洲12 个国家的29 座城市， 成为亚欧大陆货运快速运输大动脉。2017 年，中欧 班列共开行3673 列，同比增长116%，超过过去6 年 的总和［13］。按照《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 2016— 2020) 》，到2020 年，年开行中欧班列将达5000 列左 右。互联互通促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共享生产资料，更 大范围配置能源资源，更大力度分享先进科技，各国 发展战略对接成为国际合作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各 国实现共同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新希望。“一带一 路”沿线互联互通的四个特性: 第一，以陆海联动、万 物互联为方式，以共生共荣为宗旨，以实现共同现代 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本质上是各国合作发展的时代 要求，开创了一种全球治理的新机制; 第二，有别于过 去简单地按价买卖与等价交换原则，不奉行一锤子交 易，更着眼于整体提升和长远发展，强调在实践中贯 彻落实“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 第三，广泛汇聚与配置资金流、技 术流、资源流、产业流和人才流，灵活寻求合作发展的 多种可行途径，激发各国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不再仅仅把交易作为谋利 目标，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促进权益和责任的适配 性，更多地考虑如何促进获益和发展的持续性，更多 地考虑如何促进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技术 互助和民间往来。 总体来看，随着时势的发展，互联互通已经延伸 到了更高层次的“万物互联”，并且带来了更大活力。 有学者指出: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 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空间溢出和一体化 框架下的联动效应，将对沿线各国提升( 经济) 发展 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4］新的区域分工、新的 资源复合体，以及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 这三者之组织全部提供了产生利润、吸收剩余资本和 劳动力的新机会［15］。例如，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 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 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 ～ 15%［6］。 “一带一路”开创的跨国跨域的互联互通新格局，已 使各国经济发展有了新起色，必将继续推动全球市场 的开放和生产要素的合作性流动和增长，促进全球经 济均衡增长［16］，将继续推动各国工业化、城镇化、信 息化和现代化的联动发展，继续推动各国人民去实现 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 五、价值含量变革: 建构以人为本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 ( 一) 经济发展的价值含量最终都要体现在人民 生活和社会进步上 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含量在于不断改善民众生 活状况，人民至上的政治思维要体现在发展思维上， 最终落实到利益的实现上。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准 则不能体现为强国更强而弱国更弱、富国更富而穷国 更穷，因而经济发展的价值含量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大 势所趋，其远景目标在于建构以人为本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有赖于充分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崇尚以人为本，注重各国发展战略紧密 对接与各行各业充分合作，致力于建构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全球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 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合作发展模式，侧重于政府参与的 强制合作发展模式，例如欧盟、阿盟、东盟等; 另一种 组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发展模式，例如世界贸易 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侧重于以市场与需求为导向的合 作发展模式。这两种都是“以国为本”模式，给社会 性与市场性的国际合作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难 题。在布热津斯基所形容的当今“全球大觉醒时 代”，虽然还远未达到马克思设想的“人作为人”和 “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但“以民为本”却正越来越 成为一种全球共识。各国高调宣称的以民为本在经 济社会发展上直接体现为以人为本，本质是让人民体 面地、有尊严地生活，它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既要全 球化又要多元化，既要一体化又要多样化，既要跨国 化又要本土化，它还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真正跨越 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展逻辑，实现从文明隔 阂到文明交流、从文明优越到文明互鉴、从文明冲突 到文明进步的文明跨越，开创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 人本主义文明秩序，这也正是“一带一路”的内在要 求和本质追求。换言之，“一带一路”所演绎的经济 发展和经济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政策与机制、原 则与方式等，都应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113 甘肃社会科学2018 年第3 期 ( 二) “一带一路”助力建构以人为本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 得益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使得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体和活跃的 社会活动主体，民众的个体意识也发展到国民身份、 公民身份和球民身份的多重复合身份，人本主义意识 得到了空前提升与迸发，推动了以人为本理念和全球 公民意识的发展。以人为本这一共识性理念得到全 世界的共同认可，也得到了联合国的重视。2017 年9 月12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72 届联合国大会上，其主题 就是“以人为本: 在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上为全人类努 力创造和平以及美好生活”［17］。凸显了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越来越得到全球认可。物理联通只是基石， 扩大经贸关系也是初始阶段，拉近不同国家和地区民 众在信息和心理上的距离，创造新的认同和安全共识 才是最终目标，因而“一带一路”倡议将从经济合作 不断向人文教育与人本主义领域拓展［18］。“一带一 路”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精神，以 “政府+ 市场”的双轮驱动方式，为以人为本的国际 合作发展开辟了新道路，符合人类发展价值和社会发 展规律。如果“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模式，不能真正 地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只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不 重视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致使贫富差距拉大、利益 分配不公、环境破坏严重等不利因素的持续累积，那 么社会和民众就会滋生不满和怨恨情绪，轻则社会秩 序紊乱，妨碍共同合作发展，重则发生暴力破坏，乃至 出现社会动乱，危及“一带一路”的持久发展动力、价 值追求目标，致倡议本身失败。 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不是偶然的，既与传统的不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 有关，也与没有真正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关。“一带一 路”的横空出世，有了不同于跨大西洋传统模式的全 球化升级版与共同现代化新路径，“就是要以互联互 通，引领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 展”［19］，成为眼下对反全球化、逆现代化和贸易保护 主义的有力回应。“一带一路”通过建立大联通、构 筑大平台、打造大市场的方式，推动了资源、能源、产 业、投资、贸易的良性配置与动态发展，把沿线大小国 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利益融合在一起，把东西方和南 北方促合在一起，把内陆和海洋联结在一起，拓展了 亚欧大陆和世界经济发展新出路，已有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通过不同途径表达了支持态度或直接参与，美 国和日本等原来持观望甚至抵制态度的国家，现在也 表现出了参与意愿及相应行动。以人为本的最重要 基础指标就是经济持续发展和民众就业率，中国在此 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6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30%［20］，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进出口总额为6． 3 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已在 “一带一路”沿线20 多个国家建设了56 个经贸合作 区，累计投资超过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 亿美元税收和18 万个就业岗位［21］。 六、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因素及政 策建议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导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重 要驱动国家，并且正在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是世界 经济发展第一引擎，2017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在30%左右，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是商品出口的巨大磁铁以及全球重要的需求来 源［22］。然而，各种不利因素仍然存在: 一是中国经济 仍然大而不强，有较大脆弱性和敏感性; 二是缺乏商 品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经贸摩擦和纠纷处于多发 期; 三是企业核心创新力和竞争力仍不强，高端人才 不足，资源和环境条件日益严峻; 四是“一带一路”处 于初期阶段，内部互联互通和经贸关系的深度整合尚 需时日; 五是当前全球经济体系根植于西方中心主 义，国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巨大鸿沟仍在，国际遏 华势力也不时从中作梗。 针对当前新时代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一 带一路”蓬勃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转型升级趋势，中 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应当基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继 续提升内在发展质量和外在发展空间，继续全面深化 政治经济改革，建构高水平的陆海结合与东西并重的 对外开放格局，重视教育和科技，提高劳动生产力和 生产率，加强创新创业能力建设，深度参与高端产业 链的国际分工，确保平衡、充分、稳健、绿色发展势头。 第二，重视相应贡献换取应得权利，以大市场争取大 宗商品定价权，以大经贸增强规则制定权，以大合作 提升议程设置权，以大贡献强化制度话语权，持续推 动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合作共赢，创新发展理念，开发 合作平台，提供公共产品，理顺合作机制，打造发展共 同体。第三，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提升战 略对接与互联互通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培育合作 品牌，构筑稳妥可靠的沿线国家和支点城市的工业产 业园与海陆空货物枢纽站，大力扶持有特色、有优势 的企业走出去，打造良好的共同发展环境，形成合作 114 经济 应对风险与挑战的良好机制。第四，坚持正确义利 观，积极同各国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充分利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 织、金砖国家、世贸组织、亚投行等国际组织的作用， 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各方形成发 展与共、利益与共、安全与共、责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 七、结语 “一带一路”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共同的伟大创 举，既着眼于最广泛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 也着眼于最深层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着眼于 各国人民生活福祉的共同现代化。“一带一路”对欧 亚大陆及全球各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 和思维方式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已成为沿线各国生生 不息的交往之道、合作之桥、共富之路。从长远来看， 2018 年初，中国又提出共建“跨太平洋海上丝绸之 路”和“冰上丝绸之路”，进一步为世界经济体系治理 变革与推动国际分工合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随着互联互通稳步推进 与国际分工深度调整，“一带一路”推动了升级的2． 0 版全球化发展，使各国、各地区从生产到消费，从融资 到投资，从信息到创新，从互动到思想等，各种活力和 动能得到新的迸发，推动了更加平衡充分的全球经济 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发 展新时代，也为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 化包容、社会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构筑了厚实的基础。

引用本文: 刘勇，王怀信．《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主题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9，21( 2) : 22-27． DOI: 10．3876 /j．issn．1671-4970．2019．02．003 收稿日期: 2018-10-29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 JY－031) ; 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 苏教社 政函［2018］18 号) ;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2017ZDIXM156) 作者简介: 刘勇( 1974－) ，男，江苏海门人，特聘研究员，博士，从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主题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刘勇，王怀信 ( 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 回顾170 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尽管还没有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然而马克思恩格 斯在其中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论的前提条件、政党责任论的核心力量、制度创新论的路径选择以及 人民中心论的价值目标等理论主题，深刻回答了全球化的演变规律，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 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变革，就需要从《共产党宣言》所阐释的 理论主题来分析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现状，从而揭示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力量。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理论主题; 全球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A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 2019) 02－0022－06 当前，全球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意识 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不断加剧，从而使得国际社会又 重新面临着关乎人类整体福祉的历史抉择时刻。在 此背景下，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必然趋 势，这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关乎各国特别 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 界繁荣稳定。”［1］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迫切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明晰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的基本要素。17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中揭示的生产力决定论 的前提条件、政党责任论的核心力量、制度创新论的 路径选择以及人民中心论的价值目标等理论主题， 深刻回答了全球化的演变规律，为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思想遵循。深刻理解和把握这 些理论主题，为科学认识全球治理体系的本质以及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启示。 一、生产力决定论: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提条件 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建立在全球生产力水平 之上的全球生产关系的现实反映。之所以要推动现 ·22· 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体 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战结束初期的全球生产力水平。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全球生产力水平已经在量 和质两个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因此，全球生产力 的发展必然要求对建立在原有全球生产力水平上的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决定于全球生产力本身的 发展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探讨前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时，明确强调这些生产关系的 消亡是由于其再也不能适应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 产力水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历史，不过 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 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 史。”［2］406在论述私有制的废除问题时，恩格斯更为 明确地指出: “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 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 必然结果。”［2］303此外，马克思进一步强调: “任务本 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 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由此可见，一 切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变革的基础必然是社会生产力 的普遍跃升。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现实反映的资本 主义治理体系，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且受到全 球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推动这一体 系变革的根本前提条件就在于全球生产力水平的不 断跃升。在《宣言》时代，全球生产力布局是西欧少 数国家拥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他国家 的生产力则普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之后，随着 工业革命本身进程的推进与升级，虽然全球生产力 的中心逐渐由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大陆，但全球生 产力依然呈现为一种极不平衡的发展布局，非欧国 家以及非欧移民国家依然处于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这也就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起来的生 产力基础。然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 的产生，全球生产力发展布局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变 迁。这一变迁具体表现为一直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 区域和国家依托全球产业链转移、国际贸易链延伸、 自身发展条件开发等因素实现了较大程度上的提 升。虽然，西方国家依然占据着生产力发展的高峰， 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2017 年已占到全 球经济总量的39．9%。因此，这一现实发展格局已 动摇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并必 然要求推动这一体系本身的变革。 那么，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生产力发展格局 的变化又是如何作用于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呢? 值 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全球的阶级对立与 阶级冲突已不再是像《宣言》时代那样明显和激烈。 因此，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很难采取暴 力的方式，而更多是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然而，全 球治理的实践一再证实，现有的体系主导者不愿主 动采取实质性的变革措施，其往往在迫不得已的情 况下做出少许的让步，同时却要求体系变革者承担 更多的全球性责任。可见，推动这一体系变革的根 本力量只能来自于现有体系的变革者，寄希望于现 有体系的主导者，无异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宣言》 所处的时代条件下“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 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2］432，以求改善无产阶 级的生活状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还应注意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同于《宣言》 时代的阶级压迫体系。前者在实现资产阶级利益增 长的同时也为增进无产阶级的利益留有空间，而后 者是建立在压迫与剥削国内无产阶级与广大殖民地 基础上从而实现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增长。换句话 说，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增进并 不完全对立，其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推动 无产阶级利益的增进。在此境况下，现有体系的变 革者不只是从外部也能够从内部推动现有全球治理 体系的变革。因此，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提 条件之一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现有体系变革 者本身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提升使发展中 国家获得了基本的行动力，从而能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适时提出自身的变革诉求。马克思在论述殖民地 问题时指出，英国的资本家在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 以及雇佣工人带到殖民地时，却没有将英国的生产 关系同时带过去［4］878。可见，除了获得基本的行动 力以外，现有的体系变革者还保留着自身特有的生 产关系。由于这一变革主要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因此，除了现有体系的变革者推动以外，还需要现有 体系的主导者的正向作为。要想实现这一点，现有 体系的变革者就需要在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链、全 球价值链等方面加强与现有体系的主导者之间的相 ·23· 互依存。如此，现有体系的主导者在考量自身利益 的基础上，才会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演化而逐渐做 出全球战略调整，从而助力于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 系的变革。当前，由于国际社会总体上仍处于一种 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这一上层建 筑的调整必然滞后于全球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因 此，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必然要经历一个 较长的历程。 二、政党责任论: 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核心力量 不同于国家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体，政党作 为一个实质性的政治体，其自身的实力大小和利益 诉求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进 程中的现实选择。因此，政党对于全球治理的现实 进程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具有直接的影响。与 此同时，这一变革本身要求处理好不同类型政党之 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处理 好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政党之间的关系。 要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的作用。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精确指认: 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 同的利益。”［2］413 此外，无产阶级政党“为工人阶级 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 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434 由此可见，无产阶 级政党并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其谋求的不过 是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福祉。无产阶级 作为在大工业生产背景下所形成的革命型阶级，其 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剥削。与此同 时，“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 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5］314 当下，暴力革 命的全球环境虽已发生了改变，但革命的必要性依 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非暴力形式来推进无产阶 级革命的进程，从而使得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能够不 再受一小撮人的盘剥［6］263。从根本上看，当前的全 球治理体系虽然在一开始显示出了非暴力性与非压 迫性，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其实质上仍然是原 有殖民体系的再翻版。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诉求 时，愈来愈表现出“滞后性”“非合法性”“非有效 性”“非融洽性”等种种形式上的现实困境。只要对 这些现实困境进行认真反思，就不难发现其实质上 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建立在资本全球化基础上的 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蒙着橄榄枝的压迫与剥削的隐形 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 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 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2］420 从这个意义上看，现有 全球治理体系就是阶级对立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最 新形态。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 要在新的全球环境下，继续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并 进一步“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7］，从而推进 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实现变革，最终 造福于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还指 出: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 是: 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 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 益;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 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 利益。”［2］413在论述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时，他们建 议无产阶级政党应与其协作，以共同“反对保守的 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 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 权利。”［2］434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历史环 境下发挥作用时，要坚决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狭隘 的民族利益观，始终坚持批判带有地域色彩的空洞 设想。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国的执政 主体不应对本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是反对无产阶 级政党只顾谋求自身国家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放弃谋 求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利益。 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政党之间的对话与 合作，从而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这一变革在和平方式下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在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呼吁: “努力争取全世界民 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435恩格斯在论述如何 与其他政党进行合作时指出: “在不同的国家采取 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 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 共同的利益。”［2］311这些论断揭示出利益共通下无产 阶级政党与民主政党实现对话与合作的现实可能 性。因此，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 更需要寻找与民主政党之间的利益共通之处，从而 ·24· 为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打造坚实的利益基 础。当前，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 “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 合作”［8］，共同致力于提高无产阶级的整体权益。 在具备对话与合作的现实条件基础上，还需要注意 不同民主政党本身的性质。具体而言，对于民主政 党中的左翼，无产阶级政党应主动加强与其进行合 作，在不断增加二者间的共识域的同时推进二者间 的活动域。一般而言，民主政党的左翼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或是致力于代表无产阶 级利益的政治体。大部分的民主政党左翼在国家权 力机构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无产阶级政党就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变革与其加强合 作，并通过它们的政治地位影响所在国家调整对现 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认知。对于民主政党中的右 翼，无产阶级政党也需要在战略层面上积极与其进 行对话，减少他们在战略上产生误解误判，进而为实 现以和平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前提条 件。除此之外，无产阶级政党还可以为民主政党右 翼的利益诉求留有一定的全球空间。这既是因为无 产阶级政党本身的全球影响力与行动力尚不占有绝 对优势，也是因为民主政党的右翼往往代表着资本 的利益，而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能力完全摆 脱资本的全球布局。 三、制度创新论: 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路径选择 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制度路径已取代暴力路径 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全球使命的现实选择。这一路径 在不破坏现有全球生产力的前提下，谋求为推动现 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和平进程。而要发挥这一 路径的应有作用，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融合不同 类型的制度，从而不断彰显中国倡导和践行的制度 优势。具体而言，在国家层面采取兼容性制度路径， 在全球层面倡导包容性制度路径。 国家层面的兼容性制度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只有采取对抗性的制度 措施，即推翻“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 治制度”［2］401，才能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诉 求。基于当时的全球环境，他们指出: 资产阶级“迫 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 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404，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同 时，他们强调: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 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414 后 来，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殖民理论时对私有制又作了 进一步地补充: 私有制存在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 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 劳动为基础。”［4］876由此，对私有制的理解因为历史 环境的差异而必然存有差异。具体而言，在《宣言》 所处的时代，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自身利益和解放 主题，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种种磨难。但 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表明，以政治制度、文 化制度等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由于特定历史环境可以 超前于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经济制度很难挣 脱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现时代无产阶级 为了自身利益能够得以更好实现，就必须重新看待 这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是 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这里所谈的兼容性制度主要 是针对经济制度，具体来说是针对经济体制而言。 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 性。”［6］59尽管当前的全球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化，然而生产力发展仍未达到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程度，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并不适合现有 的全球治理体系，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经济体制实 践已提供了深刻教训的注解。因此，在当前的国际 社会，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突破上层建筑上的 差异性制度安排，从而使不同诉求、不同体量、不同 类型的国家之间能够开展有效合作。由此可见，在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从 国家层面为不同治理主体的对话与合作搭建了兼容 性的制度平台，为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 了可能性。 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制度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 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19 他 们强调: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 的东西。”［2］419可见，无产阶级谋求的是在全球范围 内增进整体利益。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目标，工人阶 级“斗争的真正结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 ·25· 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2］409 由此，他们参与改 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致力于全球无产阶级解放的 制度性安排，并将“人人皆兄弟”这一空想性口号换 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战斗性宣言。 然而，就像无产者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想直接 实现自身解放而屡遭失败的原因一样，即“由于无 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 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 物。”［2］430－431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待复兴以及资 本主义采取福利制度等缓和性措施等多重角度看， 仅仅依靠尚不成熟且仍未占据绝对优势的物质条 件，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单凭自身力量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的变革。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包 容性的制度路径，以便在容纳不同类型的制度基础 上达成更加广泛的制度共识，从而共同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的转型。环顾当下的国际社会，发达国家数 量占比仅为12．37%，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则高达 87．63%。由此看来，中国倡导的包容性制度路径不 仅要能包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还要能包容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从而在规范世界市场、支持 自由贸易、维护金融稳定等规则方面共同推动现有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构建能满足各国权益需求的 新型治理制度。习近平指出: “各国虽然历史、文 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 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 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9］应当看 到，当前要推进包容性的制度治理还面临少数资本 主义大国采取霸凌主义等多重挑战，但“为阻挡无 产阶级的前进步伐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会加 速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10］对此，切实可行的做法 就是针对不同的治理领域和治理议题，有区别性地 选择符合大多数治理主体共同的权益诉求，推动在 具体治理领域和治理议题上形成制度变革的“最大 公约数”。 四、人民中心论: 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价值目标 《宣言》是关于全球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呼声， 明确反对全球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为进行全人 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指导。因此，现有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的不是致力于谋求空泛意义上 的人类共同福祉，这种变革是一种阶级性变革，其目 标在于谋求增进以全球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全体人民 的利益。 这一变革致力于增进广义层面上的人民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著作家对法国文献进行阉 割时指出: 他们自认为已经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 性”，从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 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2］。但 是，“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 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2］427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 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2］401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革命 运动代表的只能是自身的利益，这是基于当时的社 会境况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虽然国际社会已经进入 了21 世纪，但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这个论断依然是 有效的。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在这两大阶级内部出现了众多新的中间阶层，这些 阶层的利益难以用纯粹意义上的无产者利益或资产 者利益来概括。因此，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目标在于谋求广义层面上非资产阶级人民的利 益。这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物质条件尚不占据 绝对优势，更是因为要想实现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的变革，无产阶级必须寻找更多的同盟者。这些同 盟者虽然占有一定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但在资本的 跨境流动面前，仍然面临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现实 压力。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社会阶层变化以外，另一 个大的变化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资产者本身没有受到 较大的阻力，因此轻松自如地从无产者身上榨取绝 对剩余价值，从而导致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 之后，随着无产者的不断壮大以及经济危机的频繁 爆发，“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 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 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 鬼了。”［2］406因此，资产阶级被迫实行福利制度等措 施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此外，在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均组织起了强大的工会以保障 自身的权益，同时他们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 ·26· 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磅礴发展［5］316。 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一切资本活动均是在社会 主义制度框架之内进行的，其不是社会制度的主人， 而是社会制度的管理对象，资本也不仅仅只是“一 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2］415 在增进广义层面上人民利益的同时，当前还必 须处理好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自《宣言》时代至今不变的关键性问题。 当前，之所以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根本 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体系本身更多的是在漠视甚至是 在损害广义层面上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和维护 全球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在建立于剥削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占有形式下， “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 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2］415反观当前的 全球治理体系，其在建立之初所构建的经济治理制 度虽然在名义上是为了支撑国际社会的发展，但在 实际运行中却带有明显的全球资产阶级自利导向。 这就是这一系列制度安排虽然运行了数十年，但国 际社会仍然面临着生产力普遍不足的现实境况的关 键原因。虽然广义层面上人民的生活境况已不再像 《宣言》中所指的那样处于一种赤裸裸的悲惨境地， 但是其生活境况依然受制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 而全球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一体系并通过全球价值 链等具体手段实现了对广义层面上人民的隐形压迫 与剥削。但是，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要增进广义层 面上人民的利益就不能机械地看待《宣言》中所提 出的消灭资产阶级这一全球性主张。这并不意味着 否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 可避免的”［2］413这一科学论断，而是客观地理解和看 待实现广义层面上的人民利益的现实路径。这一路 径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并不表现为简单直接地消灭全 球资产阶级，而是应该表现为加强全球无产阶级与 全球资产阶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已不再是建立 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上的对话与合作，而是在全球 无产阶级自身实力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全新 的实力因素倒逼全球资产阶级做出战略调整。同 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世界历史环境的变化 而呈现出种种现实困境，因此，全球资产阶级本身也 存在主动加强与全球无产阶级进行对话与合作的现 实需求。这些最新的阶级境况决定了在当前任何一 个阶级均不具备完全独立掌控全球治理体系的能 力。同时，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虽然 仍存在阶级立场上的对立，但全球环境以及自身的 变化，已经证明二者之间在目前的全球发展阶段存 在可能的利益共享空间。之所以是可能的，而不是 现实的，就在于能否使二者之间的全球博弈形成历 史性的正向合力，从而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增进各方相对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变革，最终为增进 广义层面上人民的利益奠定全球物质基础并提供正 向的变革动力。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059 收稿日期: 2021 －02 －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 20＆ZD027) 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 刘勇( 1974—) ，男，江苏海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 王怀信( 1991—) ，男，江 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全球治理体系研究。 《共产党宣言》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与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刘勇1，王怀信2 1．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2;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049 摘要: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9 世纪中叶，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处于对抗之中，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和亚非拉民族民 主运动不断兴起。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新兴主导力量，封建君主制国家和广大殖民地为传统守旧力量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 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唯物史观视角对此进行了科学批判，阐明这一世界格局是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剥削和 压迫的工具本质。他们认为，要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必须变革这一世界格局，变革主体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代表的革命阶 级，变革方式是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立足国内外两个百年大局，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对世界格局的科学论断，可以 为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世界格局; 全球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8594( 2021) 03 －0059 －05 《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这一无产阶 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诞生于19 世纪中叶，此时世界 历史正处于变革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基于获取 生产资料以及开拓产品市场的内在需求，加大对世 界市场的开发与占领，凭借产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 的变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资本 主义的固有矛盾以及由扩散所导致的新的阶级压迫 使得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并 在全球以不同样态存在和加深。马克思恩格斯敏锐 地察觉到了这一世界历史现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 的爆发以及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是世界历史的必然演 进趋势，并通过《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阐明了这一 科学判断和变革主张。立足国内外两个百年大局， 重读和阐释《宣言》中的这些重要论述及其蕴含的 思想价值，可以为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 一、《宣言》时代的世界格局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不断壮大。 到19 世纪中叶前后，欧洲原有的封建国际格局随着 欧洲革命的爆发被打破。与此同时，亚洲、美洲、非 洲、大洋洲等世界其他区域遭受来自欧洲资产阶级 势力和封建势力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侵略。此 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对抗以及新兴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阶段，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 界格局初具样态，伴随这一进程的是欧洲无产阶级 运动与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 新兴资本主义开始挑战欧洲封建势力主导下的 国际关系格局，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与各地封建势力 展开合作与竞争。19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基 本完成，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仍在进行中， 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西欧一些国家中占 了统治地位”［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的 城市已经大范围地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伴随欧洲 资本主义发展的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斗争的 不断尖锐，这一矛盾最终导致1848 年欧洲革命的爆 发。这场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反对一些国家内部 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在于反对维也纳会议以来确立 的君主制欧洲的国际体系”［2］。在世界其他区域，新 兴资产阶级基于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与各地的封建 势力展开更大范围的合作。此时的英国积极主张维 持欧洲1815 年所建构起来的均势格局，防止任何一 个大国独霸欧洲大陆，以保证其殖民扩张运动的自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21.03.008 2021 年第3 期 总第220 期 060 由。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在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进一步攫取了大片的新殖民地和 势力范围，而且把殖民地变成了它们的机器工业品 的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附庸”［3］。这个过程充满了 暴力、屠杀、不平等条约等，“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 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来改造整个世界，把东方一切 民族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漩涡”［4］176。在亚 洲地区，很多封建国家已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或者与封建主合 作，不断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与剥 削，当地政权官员和封建主们的利益与新兴资产阶 级殖民者的利益相互勾结，使得他们成为殖民统治 的属地支柱。于是，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区 域，新兴资产阶级攫取了大量权益，并试图建构起以 自身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君主制世界格局不 断受到冲击，封建阶级的权益空间不断被压缩。新 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大，二者 之间的合作逐渐为竞争所取代，而一种符合殖民扩 张和资本快速增殖需求的新型世界格局正在被建 构。 在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进行合作与斗争的 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以及世界其他区域的民族 民主运动不断兴起，促使新兴资产阶级不断调整对 外政策，世界格局的变动显得更为复杂。伴随工业 革命不断深化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 力量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新兴资本主义 国家与封建君主制国家、被侵略国家间的矛盾不断 加大，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起来。 正是英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极其清楚地暴露出资 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5］。资产阶级虽然一路高歌，但在其 背后则是日益涌动的革命浪潮。到19 世纪中叶，东 西欧的工人阶级中间逐渐形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 际团结的意识［6］480。这种意识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 无产阶级本身队伍的壮大及其自身遭受的剥削和压 迫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是因为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 使得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无产阶级之间能够更为便利 地取得联系。与之前的侵略行为不同，这时的帝国 主义侵略已不是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而是 “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欧洲的工业 资本主义太复杂、太富于扩张性，不能说它与殖民地 是一种简单的贡物关系”［7］。于是殖民地人民与欧 洲工人阶级在同样支持发动能够引起根本变革运动 的同时，二者有着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外来侵略者和 本民族的雇主之间，殖民地人民宁可不反对本民族 的雇主，而反抗外国统治者的侵略。可见，在19 世 纪中叶，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不同 区域和国家的表现与诉求存在差别。如果说欧洲工 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那么殖民 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则还是民族主义的性质。这时的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欧洲君主制国家 之间虽然存在斗争，但这“不妨碍它们在一定的场合 即在对付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方面表现出阶 级的一致性”［6］483。同时，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得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大对世界其他区域的新侵 略行径，这些都在事实上改变着世界格局的未来走 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为支 持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消除资本主义对无产者残 酷和野蛮的剥削与压迫，开始着手“确定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的路线和政策”［4］185。《宣言》是他们提供给 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他们向全世界所有的 无产阶级呼吁: 联合起来，共同构建“自由人的联合 体”。《宣言》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用科学共产主义 来指导革命的时代。 二、《宣言》对世界格局的科学判断 立足欧洲阶级斗争的现实境况和世界范围内的 殖民与反殖民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 提出19 世纪中叶的世界是动荡不安的，新兴资本主 义国家正在通过产业扩张、殖民侵略等方式不断拓 展自身的国际活动空间。世界不再呈现为相互间缺 乏交往的不同区域，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 是广大殖民地从属于西方的基本格局，新兴资产阶 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世界的主要矛 盾。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 社会的内在矛盾，指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 界历史必然性。这是因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与 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在世界更大范围内 凸显和加大，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所力图建构的世界 格局呈现出更大的压迫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以英 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及其产业发展 进行考察后，从开拓世界市场以实现资本增殖的视 角对《宣言》时代的世界格局进行了生动阐发。他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061 们认为，自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以来，资产阶级就 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夺得了政治统治地位，使得“现 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 的委员会罢了”［8］33。而资产阶级，无论是商业资产 阶级还是工业资产阶级，其目的均在于扩大世界市 场以实现资本的增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 断推动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原有社会结构的改 变，导致一切社会状况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这是资 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8］34。同样 是因为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资产阶级开始采取更 为主动的方式奔走于全球各地，去不断扩大其生产 资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它必须到处落户，到 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8］35。对于资产阶级而言， 原地踏步就意味着死亡。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 斯准确把握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指明了世界格局 演变背后的阶级动因。在他们看来，世界格局的演 变是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逐利的结果，而世界格 局的未来演变则取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 斗争。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 于逐利本性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原有的彼此处于相 对封闭的世界格局状态被打破，一种东方从属于西 方、殖民地从属于宗主国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他 们认为，资产阶级由于采用了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 方式，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并造成社会物 质文明过度，生活资料过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的局 面。生产力提高的后果已显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 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 了”［8］37。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资产阶级要么消灭大 量的社会生产力，要么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要么 夺取新市场。第一种方式虽然能够暂时性地解决这 一危机，但终究与资产阶级的资本增殖诉求相违背; 第二种方式难以较快地克服危机，同时更为彻底地 利用旧市场本身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这也有违资 产阶级资本增殖的初衷; 第三种方式由于交通工具 的发展和产品成本的低廉，成为资产阶级克服危机 的主要手段，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资本主义 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于是，资产阶级通过种种血 腥的暴力方式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 地建立起自己的新市场，并迫使这些区域成为自己 的殖民地，成为自己的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为世界性的了。”［8］35这样就改变了原有的那种地 方和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代之以各民族 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使得“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 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 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36。在他们看来， 这种从属型的世界格局是不合理的，它是资产阶级 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和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现实 反映，是一种资本至上的剥削结构。在这样的结构 中，资产阶级成为资本增殖的人格化身，无产阶级成 为资本增殖的现实工具，活生生的人已经消失了，呈 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附属于资本的无灵魂的躯体。欧 洲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通过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全 球扩张已成为全球性的了，资产阶级主导下的这一 世界格局就是全球无产者受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格 局。 三、《宣言》对世界格局的变革主张 在对各阶级和阶级斗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马 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提出变革这一世界格 局必须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代表的革命阶级来 完成，其目的就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对无 产者所实行的剥削和压迫，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应首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挥 自身革命作用，在此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国 际联合，以彻底变革资本主义主导下具有剥削和压 迫性质的世界格局。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变革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 格局的主体力量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受 压迫阶级。他们认为，社会已无法在资产阶级的统 治下继续生存了，二者已不再相容［8］43。一方面，资 本主义的统治已经给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生存 带来了深重威胁，使他们的生存状态处于极其恶劣 的环境之下;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 球扩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加剧，经济危机的 爆发造成了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冲击和破坏，社会生 产力下降，社会秩序失灵，一切都已无法正常运转。 曾经作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开始 转变为反动势力并采取种种方式压迫原有的同盟 者———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在当前同资 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 2021 年第3 期 总第220 期 062 命的阶级。”［8］41无产阶级悲惨的生存境况是资产阶 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结果，面对这一结果，各个国家 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 阶级”［8］43。要想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还 必须组建自身的革命型政党———共产党。这一政党 应由无产阶级中最坚定、阶级自觉最高的人来组成， 并在各种工人政党中扮演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 的力量。同时，共产党人应明确自身的奋斗目标并 公开表明自身的革命意图，那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 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8］44。他们进而指出，在夺取政权争得民主之 后，无产阶级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 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 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 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52。只有在增 加社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进 而为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以及处理与其他阶级的关 系奠定物质前提。 在确定变革主体力量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 主张无产阶级应在取得国内统治的同时，实现全球 联合行动，共同应对来自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明确指出: “首先无 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 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9］在《宣言》中，马 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明无产阶级应首先推翻本国的 资产阶级统治，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全球范围内的 联合行动。“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 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 一”［8］50。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行动更多的是指“文 明国家”无产阶级间的国际联合。世界其他区域的 人民尤其是广大的殖民地人民在这场国际联合行动 中暂时还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认为，殖民地人 民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同样来自欧洲资产阶级。因 此欧洲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在推翻资产阶级在欧洲 国家内部统治地位的同时，将使殖民地人民摆脱来 自欧洲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减小其进行民族解 放的现实阻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人对人的剥削 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 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 之消失。”［8］50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 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行动， 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调。他们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这 一目的，即: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8］66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 产阶级在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和压迫统治 的时候，无产阶级将创造一个属于自身的全新社会， 并在实现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 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自由联合体。 四、《宣言》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当代启示 作为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对19 世纪中叶世 界格局判断和变革主张的经典文献，《宣言》蕴含着 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思想资源。面对21 世纪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必须重新 思考和把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科学论断 与变革主张，在新的时代境遇下考量变革现有全球 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理念依据以及变革方式。 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应是以主权 国家为代表的多元力量，变革所依据的价值理念能 够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 是在二战后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构的，随着世界 历史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理念的变化，这一体系的 变革已成为国际共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 言》中主张由无产阶级等革命阶级共同行动以反对 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 主体力量也应是多元的，其中，既包括主权国家，也 包括各类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于《宣 言》时代的暴力革命方式，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 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其依据就在于现有全球治理体 系仍有其存续的现实必要性。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与 《宣言》时代的世界格局一样仍然是资本逻辑运行 下的产物，是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受限、国 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关键原因［10］。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其实质 就是反对资本逻辑，倡导和践行恩格斯在《宣言》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所主张的各民族为达到 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8］26。 要反对资本逻辑，首先需揭示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背后的虚假价值理念真相。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063 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 界。”［8］61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赞同对现有 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但其范围和程度相当有限。 在西方国家看来，这一体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旧 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国际社会的发展， 蕴含着符合人类利益的“普世价值”，然而这种“普 世价值”只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虚假价值理念的 “逻辑外推”。要在批判虚假价值理念基础上加强 对全球共同价值理念的阐释并提高其国际认同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 国在深刻把脉现有世界格局的基础上，提出富有包 容性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 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在客观看待和分析不同国 际行为体权益诉求的基础上，主张在共同利益的基 础上强化命运与共的关系意识，是以人民为中心、攸 关全人类前途命运的“事实外推”。 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方式是国际行为体的 联合行动，再也不能为少数几个国际行为体所完全 主导，这就需要客观看待各个国际行为体所扮演的 国际角色。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越 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是少数几个国际行为体 所不能单独应对的，需要国际社会的齐心协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深刻把脉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以和平 的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 “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 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 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11］中国作为现有全球 治理体系的维护者，反对任何形式的片面化的否定 言行。中国的变革主张主要针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不合理的部分，即理念层面上的零和博弈与实践层 面上的话语权失衡等。中国坚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 放的终极关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 事业奋斗的政党，并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2］。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 斯主张共产党人应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身的观点和 目的，以表明立场并反驳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认知。 面对21 世纪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习近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阐明自己的意 图，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3］。任 何违背这一意图的言行，中国都将坚决反对。中国 现阶段不谋求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是积极加强与 所有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在《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 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 的”［8］51 －52，这就说明在仍然存在阶级对立的世界， 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斗争和价值观的碰撞将是漫长的 全球图像，但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共 通的部分，这是各个国际行为体能够达成共识并共 同采取正向行动的依据所在。在立足共同价值的基 础上，各个国际行为体应坚持国家权益与人类利益 并重的理念，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 努力实现以和平的方式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 革，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社会的整 体福祉作出当代贡献。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收稿日期: 2023 － 05 － 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编号: 20AZD099) ; 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影响与我国对策研究》( 编号: 18CGJ019) ; 四 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项目《中印在国际组织的合作与竞争》( 编号: CCSAS2021005) 。 作者简介: 邱昌情( 1984 － ) ，男，重庆酉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战略、全球治理; 刘向洋( 1999 － ) ，男，广东中山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战略。 百年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 时代语境、价值支撑和实践向度 邱昌情，刘向洋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一个具有 人类关怀和全球视野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民族复兴和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作 为自己的使命担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当今外部环 境的各种不确定性，基于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治理范式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面向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自信和奋进的新姿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解决 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 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7462 ( 2023) 03 － 0068 － 09 DOI: 10. 13977 /j. cnki. lnxk. 2023. 03. 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显著增强，积极参与、 推动甚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展现中国大国担当的实 践路径。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情怀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始就密切关注全球形势。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 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参与全球治理、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倡议，从2021 年9 月在第76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球发展 倡议，到2022 年4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再到2023 年3 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共产党始终饱含着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类 发展前景的深邃思考，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全球产业格局的变革，我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 同时，美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俄乌战争深刻影响 了全球秩序，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2023 年3 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68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 G20) 外长会议上表示，在防止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这两项任务上，全球多边机构未能应对世界上 最紧迫的挑战［1］。在全球问题蔓延、权力格局重塑和治理规则失灵的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着主体越 位与缺位、权力结构重塑与治理规则滞后、共同价值理念缺失等多重困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致力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 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21 世纪的强大生命力。 一、百年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语境 ( 一)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应对全球治理失序的时代需求 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频发反映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多重危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危” “机”并存和“变”“乱”共生的特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严重，恐怖 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人权问题、政治极化等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的全球性问题 不断蔓延。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遭受了严重的冲击。面对当前全 球化所释放出来的各种负外部性，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今天 的全球治理需求，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亟需超越传统的治理范式，呼唤新型治理理念和方案。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推动着全球治理结构 和治理规范的变迁、发展与重构［2］。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责任为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解决全球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2017 年1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 演讲时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参与全球 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 球性问题指引了方向。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 场》，提出了涵盖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解决冲突的“中国和平方 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指明了正确路径。中国共产党积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回应国际社 会的期待，在国际社会中构建起良好的政党形象，又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治理失序树立了典范。 ( 二) 解决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历程与世界局势的演变紧密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和 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和开放包容的人类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开放合 作的姿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中国崛起和实现民族复兴营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大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会面对很多治国理政的独有难题。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 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3］。“大党独有难题”体现为三个向度: 从政党建设的视角来看，难在探索“跳 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答案，以自我革命永葆活力来实现党的长期执政; 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看， 难在把握大国治理现代化规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人类命运的视角来 看，难在体现大国担当，精准回答“世界之问”，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相应地，解决独有 难题，必须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4］71。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外部 环境的考验成为影响我党长期执政的重大变量。显然，谨慎和稳妥地应对国际时局的变革是保持解决 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表现。 ( 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践行大党责任、顺应国际期盼的时代要求 国际的党际交流和合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层次、宽领域、多形式的政党交 往，在促进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发挥党际关系对国家关系的引领、巩固、促进等作用，通过发 展新型政党关系服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 关系呈现出全方位历史性变革，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交往，从全球相对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由局部交 69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往发展到全面联系，由遵从和受制于国际规则体系到供给中国方案、模式和智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 对世界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已经走入世界政党舞台的中央，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见表1) 。我们党和世界上160 多个国家的56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紧密 的联系。在这些国外政党中，全国性执政党有160 多个，在全国层面的参政党有100 多个，在地方执 政的有100 多个，还有200 多个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在野党。 表1 十八大以来党代会贺电( 函) 的变化 会议贺电( 函) 数量党际互动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 来自460 多个政党、140 余个其他组织及个人的 1013 份贺电( 函) 提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来自454 个主要政党的1340 多份贺电( 函) 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 外交新格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来自外国政党和领导人的贺电( 函) 1300 多份 世界政党在发展道路、理念上“向东 看”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 来自150 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200 多位政党 主要领导人的1300 多份贺电( 函) 中国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和 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 资料来源: 人民日报、人民网、央视国际、国新网、中央对外联络部、新华社。 在党际交往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交流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经验，宣介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传播和 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互利共赢的新合作观，倡导新的国际秩序观，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 议和文明倡议。世界主要政党观察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从询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行 不行”到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 从惊叹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共产党行” 到思索“我们怎么做才会也能、也行”。部分政党革新求变的意愿与动力趋强，并开启了探索兴党之 路。2017 年1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首次全球政党高层对话会议; 20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 全球政党峰会发表了《共同倡议》，促进各国政党履行政党责任; 2023 年3 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 鉴，丰富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三次世界政党盛会的召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政治引 领力，也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期待。 二、百年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支撑 构建和阐释百年大党治理优势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图景与规律，必须探寻并解开中国成功发展 的中国式的新型政党价值样本。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其核心就是中国共产 党［6］3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人民至上、自信自立、自我革命，这是百年大 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价值支撑。 ( 一) 胸怀天下的宽广境界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积累的重要宝贵经验。深刻理解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党 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 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初心使命，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目标，展示了大国大党胸怀天下的宽广境 界。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呈现东方式世界主义叙事色彩，如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谐世界、 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等，鼓励和支持世界力量的多极化、文明的多元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 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 系。”［7］68与追逐私利的西方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厚植天下情怀的政党，这种济世天下的政党情怀植 70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谋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和人民的视野看作是人类进步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在世界发展潮流 中谋划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 人民都有着深厚情怀; 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 ( 二) 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百多年来，中国共 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其内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和运用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制 度优势和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从全球比较 视角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欧美国家和其他地区新一轮民粹主义( populism) 浪潮，例 如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这些民粹主义者宣称诉诸“人民的意志”， 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事实上，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信奉所谓 “人民主权”原则，但是他们把人民概念抽象化，不关注个体“人”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民粹主义者 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虚构人民的“统一意志”，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把异己的人 群———不认同或不支持他们“人民”观念的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人民至上”的价值 观与“民粹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人民至上贯穿着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路， 是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 则。“人民至上”，核心在“人民”，根本在“至上”。人民至上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凝练和概括［8］。 ( 三) 自信自立的精神气质 自信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自立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党的百年奋斗成功 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引发全球市场秩序和伦理价值观的错位和混乱，尤其是2022 年2 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美欧西方 国家对俄罗斯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实施了系统性制裁和全面限制，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国家“独 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警醒我们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同时，俄乌冲突尽显“美国优先” 重利轻义的本色，凸显了欧洲战略自主问题的重要性，美欧盟友关系受到“系统性重创”，政治、经 济与安全等领域矛盾加剧，相互尊重与战略互信遭到了破坏。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20 世纪80 年代就深刻指出: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9］51 － 52既要坚定不移地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也要更加坚持平等和独立。坚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 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人。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独立自主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和优 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熔铸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实践，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的十二大强调: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实际结合 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 是我们的立足点。”［10］3 － 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 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 四) 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识，源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源基于内部的矛盾和 自我否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11］589 － 590党的自 我革命主要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即自身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价值理念、制度规范实现现代 71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化转型，确保不变色、不变味、不变质。党的社会革命包括立党百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中遭遇的困难、挑战和风险。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 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一个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执政使命，必须正确处理治党与治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治 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另一方面强调政党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 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如何 始终”，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 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 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六个如何始终”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 我革命的时代逻辑，形成了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 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 政党是国家治理最核心的力量，政党的信仰取向、组织形式、人民立场关乎政党治理效能。面对 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赶考的谨慎和清醒，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新中不断焕发蓬勃生 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进而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三、百年大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向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进程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了百年大党的使命与担当。 ( 一) 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是对西方大国倡导的 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国际关系思维的历史性超越。当前，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重新 配置，世界多极化使国际关系深刻调整。以美国单极为支柱、多边机制为基础、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着严重的价值认同危机、领导责任危机和治理有效性困境，西方国家标榜 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正义与人权等价值理念遭遇了现实质疑; 联合国、G20 等多边国际机构陷入 了合作博弈的困境，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现象严重; 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力日益增强，对国际秩序的不满加剧，变革既有国际制度、保障发展权益的诉求呼声高涨。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时”与“势”，以面向未来的胸怀、视野和担当，提出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最早 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联合国总部、金砖国家 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北京香山论坛等场合的讲话中均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价 值观。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告，“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 光普照世界”，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大会通过的宪法序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由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2017 年2 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文件中。到2022 年，“人类命运共同体”连续六年被写入联大一委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性地 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全球层面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全球公共 卫生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 响应; 在区域层面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中阿、中非、中拉 命运共同体，并与各方达成合作共识，发布合作文件; 在双边关系层面的实践中，中国正在与越来越 多的友好伙伴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 在发展领域，2013 年，中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 72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议。10 年来，中国与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该倡议不 仅传承了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而且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2021 年， 习近平主席在第76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二者共同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支柱”。在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的制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了建设性 作用。2022 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2023 年 2 月21 日，中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原则和理念、重 点合作方向，夯实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支柱”。在文化领域，在2023 年的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和 成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 与发展的国际情怀和初心使命，正在改变着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10 年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实践路径更加清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正在成为引领时 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 二)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严重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尚未有 效地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随着国际权力的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 实力大幅提升，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西方国家长期主 导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导致全球治理规则与力量结构之间出现了失衡，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 理进程中的参与被忽视，大大降低了全球治理的效率。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性、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旨在建设更具普遍性、代表性、公正性和 开放性的高质量全球治理伙伴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比如，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欧亚大陆甚至全球的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更好地满足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 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在全球和 区域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其打造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在加 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与相关国家的伙伴关系的建设。2015 年9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全球伙伴关系”的倡议，首次向国际社会强调“要 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 路”［12］287 － 288。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 益交汇点”，首次确立了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方向: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秉持亲诚 惠容理念，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 亲诚理念，引领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整体合作机制实现了全覆盖。2022 年10 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出，“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突出“平等”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首 要地位，超越了“国强必霸”的国家观。 高质量伙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为广大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 供了平等机会，有利于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中小国 家，受制于霸权国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和全球性问题蔓延的影响，参与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较 强，但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 丰富全球治理议题设置，推动全球治理格局不断优化 加强国际议题设置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展现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拓展国际话语权、 推进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提供路径支撑。全球治理实践证明，议 73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题主导权或领导权的争夺关联到一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地位竞争。议题设置关乎 观念、意义、价值和共识等更为抽象的国际认同，通过价值阐释最终上升为国际规则形塑，确立有利 于国际社会和自身利益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国是在用改变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也需要通过参与国 际议程设置来推动全球治理格局的优化。中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设置符合本国优先利益和契合各方 共同利益的议题，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 全、公共产品供给和维护地区安全等广泛领域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四) 强化文明范式引领，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曾高呼“历史的终结”，认为以西方文明治下的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最好 的治理模式［13］22 － 23。然而事实上，这一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 机。就世界政治发展态势而言，从西方国家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到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 春”，从叙利亚内战到阿富汗战争，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模式”并未真正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反 而导致这些国家政治动荡不定、种族矛盾激化甚至“国家失败”。从西方国家内部治理来看，失去革 新动力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断僵化，政党撕裂和民粹主义泛滥，诸多国家陷入了社会分化和政府失灵 的复合困境之中。反观当前中国，中国共产党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逐渐探索出一条更具优势的现代化 发展新路: 即政治上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经济上强调公有制主 导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上强调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种全新 的现代化模式超越了西方国家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对立和分割的弊端，使得三种力量得以平衡和 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提升。正是因为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日益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同世界各国 分享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 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世界 文明范式图景中呈现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理性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 态，规避了“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悖论，在西方异化的现代化道路与失衡的现代化发展模 式已经弊端频现的当下，其能启示独立自主渴望繁荣的发展中国家开启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打破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 类文明的新形态，给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现代化提供了文明范式的指引。 四、中国共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牢牢把握全球化大趋 势，致力于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目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越是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风险和外部挑战也就越多。如何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现实课题。 ( 一) 以中国理念凝聚世界团结进步力量，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方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身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以系统思 维来看待和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中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2015 年 10 月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央政治局第27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三大问题: 日益强盛的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 中国希望 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秩序? 如何解决全球治理赤字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场在于: 坚持国家不分大 小、强弱、贫富而一律平等，坚决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 化，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治理理念和中华文化中积极 的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74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提供了正确的理念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全球治理发展大 势，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到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情怀和大 国担当。着眼于未来，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总结自身的治理经验，提出兼具中国视野和全球关怀的治 理理念，引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严重不足，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 和代表性，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 挑战的今天，中国理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路径，凝聚了全世界团结进步的力量。 ( 二) 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制度支撑 机制建设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全球治理机制化建设决定着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进程。当今全球 治理机制建设呈现出不平衡、不高效等特点，难以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理论上 看，全球治理能否实现有效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可以构建一个权力共享、利益共 融、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如果国际社会能在这三个层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全球治理合作就具 备较为强劲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构建一个“权力—利益—责任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国际格局不断演变和重构，全球 治理机制的重叠和碎片化使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博弈更加激烈。在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定伴 随着世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这意味着中国的强国之路与世界现存结构体系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形成 某种“张力”。历史的启迪在于，大国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容易出现冲突。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或 “文明冲突论”假设还要求探索能协调彼此利益的新范式，这就需要形成具有国际共识的机制。从长 远来看，中国应该有兴趣、有能力、有魄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好比搭建一个能为 大家遮风挡雨的“共同屋顶”，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面向未来，中国一方面要推动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完善，另一方面，要着 力建立新兴治理机制以弥补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挑战，为全球 治理提供更加均衡、充分、高效的制度支持。 ( 三) 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修炼好“内功”，充分履行大党责任 中国共产党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修炼好“内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我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必须增强国际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2015 年10 月12 日、2016 年9 月27 日、2021 年5 月31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活动，并就全球治理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问题开展专题学习，为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 理的能力指明了路径和方向。首先，需要加强战略投入，增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能力、 议程设置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和舆论宣传能力”。其次，需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参与全球 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 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复合型全球治理人才，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目 前，国内诸多高校先后启动了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加大对高校学术到国际组织实习的资助力度， 积极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培养和输送全球治理人才。最后，需要增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 权，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生态观、人权观、秩序观等，引导国际社会对 中国方案的国际认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共产党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将致力于承担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 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时代使命，加强政党交流合作，以新型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扩大政党和国家的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单边主义、保护 75 党建理论与实践 《岭南学刊》2023 年第3 期 主义、霸凌行径，倡导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和优化全球治理体制，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 动者和引领者。 五、结语 随着全球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客观 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中国国际影 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大幅提升，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 中国全面进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 标，大力弘扬和平、发展、正义、公平、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以更加开 放、自信和奋进的新姿态走近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156 2022 年第6 期社会主义研究 （总第 266期） SOCIALISM STUDIES No.6，2022 Serial No. 266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的 变革与中国参与 张 鷟 【摘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发生深刻变 化，由此所引发的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长期处于大国间的对立冲突之中。由于中美两 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共“进”并展开新的较量，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着陷入“中西对立”的陷阱、 全球治理体系权威性与合法性双重缺失、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间价值共识缺失等多重挑战，严重 削弱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基于此，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改革者、贡献者，应重点 做好以下工作：理性面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中美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理性看待现行全球治理 体系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重建中美双方的价值共识，持 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合力。 只有这样，才能在中美双方的合作共赢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而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美关系；中国参与 【中图分类号】 D 8 1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 01-4527（2 022）0 6- 0156- 0 8 【基金项目】 2 0 2 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两种意识形态较量视阈下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国际认同研究”（2 2 C K S 0 4 2） 【作者简介】 张鷟（19 9 3 —），男，山东五莲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变化意味着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突出表 现为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国际社会对 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愈发高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 1 。基于此，本文认为时代背景变 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关键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一时 代背景的变化给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带来了怎样的挑战？面对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将以什么方式并朝何种方 向发展？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发挥，进而实现最有效的全球治理？这两个问 题的解决，不仅关乎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关乎其它国家对中国未来在全 球治理体系角色中的定位，因而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从对立冲突到对立统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权力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层叠交错的 “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对全球秩序的调整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鲜明现象概括 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 83页。 157 1 俞正樑、秦亚青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载于《国际观察》2021年第3期。 2 袁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我见》，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展开》，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4 柴尚金：《世界大变局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重构》，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5 严文斌：《百年大变局》，红旗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6 张鷟、李桂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7 王秋怡、许海云：《乌克兰危机后北约对俄罗斯安全战略及其转型分析》，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8期。 起来就是新冷战趋势” 1 与新世界秩序。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与时代背景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而且要 在后一个框架中实现，因此研究首先要缜密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变、往哪里变？变的动力是什么？这是 我们在时代背景变化下思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学术内涵，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百年”是“既虚又实，虚实结 合，既表明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也暗合中华民族正经历‘百年屈辱’后的伟大复兴” 2 ；有 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为“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东升西降’、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南升北 降’” 3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时代的变迁与空间的变化两条主线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变”及其表现。第一，从时代的变迁来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第四次工业革命以量子信息通讯技 术、网络空间虚拟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集群优势，实现了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 使人类进入数字智能化时代，不仅极大改变了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4 ，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全球的 经济格局、贸易格局、科学技术格局、工业格局，进而推动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第二，从空 间的变化来看，其关键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自西方治理以来，没有人能预见 到人类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新布局、权力重新分配的时代。一批新兴力量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 了数百年来大国如狼似虎，小国如蝼蚁的强权政治逻辑” 5 ，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拥有了影响乃至决定国际格局 基本走向的力量。其中，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形成了鲜明反差，导致整个西 方世界被替代的危机感骤升6 。可以说，这两大变量是引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且最终 都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为国际权力格局变化下的国际旧秩序与新 秩序的博弈。由此，我们就抓住了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变量。基于此，本文认为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将沿着以下两条主线发展。 一方面，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这条主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随着双方的博弈充满更多 的不稳定性。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不仅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亡，而且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从未间 断。冷战结束后，北约为确保俄罗斯沿着其设定的欧洲安全路线发展，对俄罗斯采取了“合作与对抗兼容、协 商与遏制并举的复合式” 7 方针，既强调与俄罗斯的对话与合作，又强力推进北约东扩，以形成对俄罗斯的威 慑和压制态势。北约的持续东扩，尤其是北约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既定方针后，地缘政治空间被极度挤压 的俄罗斯不安全感骤升，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爆发。危机爆发后，北约将俄罗斯视为欧洲— —大西洋安全框 架的最大威胁，并通过政治隔离、外交孤立、经济封锁、金融制裁、资产冻结、能源替代等一系列手段削弱俄 罗斯的力量，并退出《中导条约》以加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对此，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双方 你来我往的对抗行动模式及其所衍生的诸如能源问题、安全问题、粮食问题等连带效应，不仅进一步加剧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将随着欧洲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美国主导的国际旧秩序 的崩坏和新秩序的形成，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这条主线来看，新冷战趋势下中美间的对立冲突将 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常态。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以来，并没有按照美国设定的发展路线和模 式前进，反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快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而被美国视为最大 的威胁。自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以来，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是美国一贯的政治原则。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重点向中国的转移，实质上是以小步走的方式遏制中国。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放弃长期对华接触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政治隔离、贸易制裁、金融脱钩、投资审查、技术 15 8 1 参见郑永年：《乌克兰战争与世界秩序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zx/y w/202202/t20220227_5395735. shtml.） 2 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于《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 3 秦亚青：《美国大选与世界格局的走向》，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2期。 4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 6 俞正樑、秦亚青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载于《国际观察》2021年第3期。 7 张鷟：《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封锁、外交抵制等一系列打压手段，导致双方关系降至历史冰点。拜登执政后，在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础上， 将中国视为“首要关注的最大挑战”，以各式各样的同盟加速推进亚洲军事化进程，以阻碍中国的国家统一。 对此，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以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双方的对立冲突使世界正朝着新冷战的趋势 发展。伴随双方力量的持续调整与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越来越无力维持其单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一个没有超级强权而只有大国和区域型强国的权力、财富和文化权威更为分散的多元多维多极的国际新秩序 正在形成1 。所以，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将长期持续，由此引发的双方对立冲突必然成为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常态。 基于以上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与两条主线的未来走向紧密相关。无论是从北约东扩对俄 罗斯的战略压制这条主线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这条主线来看，皆表明美国单 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迅速瓦解。在新旧国际秩序的转型期，大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图景往往彼此冲突， 在核心关切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政治强势回归，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所以，无论是从 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会“ 趋向于采取更为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政 策” 2 ，防范、压制、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的既定方针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不仅将继续沿着地缘政治的方向及 其安全逻辑牵制俄罗斯和中国，而且所涉及的议题、领域及其采用的方式还会更加多样化，但也会就国际事 务展开对话并在某些领域加强合作。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长期处于对立冲突国际秩序下的无政府状态， 这将严重弱化全球治理体系参与主体的合作共识并大大降低其治理效能。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共同的安全 威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全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迫切需要全球强化“合作型安全文化共识” 3 ， 从而以集体性行动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是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 显然，对立统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所在。 二、从“美退中进”到“美进中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解决“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塑造维护 人类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规则、机制，以达到促进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 4 ，全球在美国的领导下 建立了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但美国在战略收缩过程中逐渐抽离曾经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快速崛起的中 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示了自己的意愿、实力和能力” 5 并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重返全 球治理体系并准备再度扮演领导角色，借此捍卫美国制定的全球治理制度与规则。由此，中美在全球治理体 系中的共“进”不仅有所重叠，而且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和新的较量正在展开， “美 国会通过按议题和领域建立分门别类的联盟这种方式来压制中国” 6 ，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面临着多 重挑战。 首先，全球治理体系“中西对立”的“陷阱”。二战后，各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了众多多边全球治理组织， 并将其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案嵌入其中，逐步形成了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随着时代背景变化下国际 权力格局的调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格局不仅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而且治理规则、治理理 念严重滞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从部分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抽离，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越发突显出无能为力的 治理困境” 7 。基于此，快速崛起的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治理贡献了 中国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和治理方案，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感召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尽管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 159 1 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2 Rainer Baumann，"Incompatible Conceptions of Global Order？Empire，Hegemony，and Global Governance"，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6th P an-European C onference o f t he S tanding G roup o n I 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urin，2007，pp.12-15． 3 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4 [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5 秦亚青：《美国大选与世界格局的走向》，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2期。 6 李云龙、赵长峰：《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成就、困难与进一步推进的路径》，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国家主导下的多边秩序，尤其是拜登政府准备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并重点与中国争 夺主导权。尽管中国多次表明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取代美国在现行全球治理体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国始终对中 国缺乏战略互信。所以我们看到，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价值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方案以及变革方 向等方面，存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两种叙事模式和话语体系相对立的局面，进而构成了中美乃至中 西之间难以绕过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难以展开有效沟通对话，导致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进程缓慢或陷入难以调和的僵局，而且越来越多的战略家担忧，全球治理体系将陷入“中西对立” 的陷阱，甚至彻底裂解为“半球化”的排他性全球治理体系。所以，中美之间的持续竞争甚至对抗所面临的“中 西对立”的陷阱，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双重缺失。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共同治理全球 性问题的一种制度机制，权威性与合法性是保障其治理效能进而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这取决于全球治理 体系中的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所以，全球治理体系是否有效，“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 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中，大国战 略竞争加剧，合作意愿衰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安全问题治理的失败，既没有一个权威的大 国，也没有一个权威的多边国际组织统一协调、统一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时也缺乏一个促进国际社 会发展进步的权威制度，充分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双重缺失这一极为严重的问题。 虽然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系变革，并扮演了有限的领导角色，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无法接受中国在 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更不会轻易放弃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权，所以将中国视为另起 炉灶的挑战者，导致双方难以就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开有效合作。正如美国学者雷勒·伯曼（R a i n e r B a u m a n n）所认为的那样，美国极力反对与其国家利益相悖的治理形式，从而成为制约和阻碍全球治理体 系发展的重要力量2 。尽管一直以来联合国被视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威，在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但这是建立在大国协调合作基础上的。当前，联合国在全球许多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越 发突显出“无能为力”窘境，尤其是美国经常无视国际法并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径，导致其权威和 治理效能在大国博弈与缺乏认可的非法治理中大打折扣，从而使其饱受诟病。所以，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 权威性与合法性，既是其变革的方向，也是其变革的一大挑战。 最后，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间价值共识的缺失。价值共识是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进行合作的 “事先”理由，是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桥梁和纽带” 3 。多元主义认为价值共识作为共同体成员“ 谈 判的共同语言”，不仅使成员拥有通过集体合作来推进的共同利益，也降低了他们在“‘ 世界应当如 何秩序化’这一问题上产生冲突的程度” 4 。但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共“ 进”，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话语权和主动权的竞争，尤其是美国为继续捍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导 致全球治理体系初具雏形的合作型安全文化价值共识正退向“冲突型安全文化” 5 。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这一最需要大国合作的全球性挑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实现 各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美国基 于国家利益优先的价值理念消极抗疫，并“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待中国参与全球疫情治理和公共卫生 外交” 6 ，始终将疫情政治武器化，因而备受国际社会期待的合作未能实现，从而使全球持续处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威胁之中。此外，从当前的俄乌冲突来看，这一冲突本可避免，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 16 0 1 Daniel W.Drezner，All Politics Is Global：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Ｒegulatory Ｒegim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9． 2 秦亚青：《美国大选与世界格局的走向》，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2期。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 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 015年10月14日。 4 孔艳丽、韩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凝聚》，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 0 21年第3期。 5 秦亚青：《美国大选与世界格局的走向》，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 0 2 0年第12期。 身利益非但不想平息冲突，反而进一步“拱火浇油”，并多次以中国拒绝制裁俄罗斯为由攻击中国。可见，新冠 肺炎疫情治理与俄乌冲突治理的合作困境，不仅充分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间价值共识的缺失， 而且严重破坏了中美两国携手合作解决国际事务的愿景与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迟缓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整体进程。 在明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后，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 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大格局怎样变、往哪里变？是否会重回霸 权进而出现两极对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如果不会出现两极对立，全球治理体系将以什么方式或形态向前发 展？对此，本文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大格局的变化方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所面临挑战的解决程度，即 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因而，一个有效的、正当的和在道义上更为有抱负的全球治理体系，必然是建 立在良好的大国协调基础上的合作共治，“只有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 1 。然 而，一个建立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拥有调整国际行为的能力、可以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具有协商的共同语 言和权威性且能够以一整套正式规则对强权国家的霸权与野心进行有效限制的全球治理体系，既不符合美国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利益，也不利于美国施行霸权。这样一来，良好的大国协调与合作便难以实现，从而 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前，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共“进”使双方的战略重心有所重合，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展开 新的较量。因而越来越多的战略家担忧全球治理体系将重回霸权进而形成两极对立、“半球之治”的治理格局。 对此，笔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正快速崛起，美国的整体实力逐渐衰落，多元多极多维的“深层多 元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任何单一国家主导的霸权体系都 不会复现，任何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盟友构成的两极对抗体系也不会再现” 2 。尽管在较长的时期内，美国 的硬实力仍然具有相对优势，但美国以霸权单方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随着其整体实力的逐渐衰落而终结。因 此说，两极对立、“半球之治”的治理格局并不会成型，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而言，主要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而这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尽管当前中美双方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分 歧明显，合作意愿降低，但这一根本目的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中国既不会寻求与美 国对抗，也不会试图取代美国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更不会同他国建立任何形式的同盟。同时， 中国在保持“进”的总趋势中，为避免发生战略误判，始终同美国展开对话协商，这种“进”实则是“进中 有退”和“退中有进”的统一。因此，两极对立、“半球之治”的治理格局无法形成。 其二，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期待来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主导下的单级霸权治理，其根本目的是“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 4 。这种单级霸权治理模式既缺乏合 法性和有效性，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以致其越来越不被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当前，中美围绕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开的较量，不仅使部分主体产生了选边站队的忧虑，而且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也无法忍 受两级对抗下的主导性政治，更不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这表明两级对抗、“半球之治”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总之，虽然大国战略竞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受阻，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重大传染病和生 物安全风险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全球性与跨国性显著增强。所以，国际社会依然对全球治理体系充满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体系将更 多地以区域性治理体系为主，“会在全球、区域、领域分别展开，呈现分层分块治理的发展趋向” 5 ，同时在多 161 1 [英]巴里•布赞：《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节大磊译，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 014年第1期。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 0 21年版，第414页。 3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49. 4 林利民：《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 0 03年第3期。 5 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于《太平洋学报》2 018年第1期。 6 国纪平：《任何挑战都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人民日报》，2 019年0 5月13日。 7 俞正樑、秦亚青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载于《国际观察》2 0 21年第3期。 8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81. 方力量的博弈中艰难行进。 三、从“中西对立”到合作共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客观上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然而，伴随双方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和由此引发的战略 竞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缓慢并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实际上，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双方具有“高度的 一体化和相互依赖” 1 的特点。因此，“中西对立”并不是双方发展的唯一选择，“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2 ，合 作共赢才是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最佳选择，也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这样一来，中国的战略选择 和角色定位无疑对双方关系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具塑造力，而且国际社会对此也充满了期待。 首先，理性面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中美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当前，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的全球治理体系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仍然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唯一所能依赖的体系，因而依然被国 际社会寄予厚望。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必然要建立在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所以，包 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诸多缺陷的 修正。这是因为不仅“维持现有体系所需要的条件比创建它们时低” 3 ，而且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发展符合各 方共同利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 4 。因此，依靠并变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的最 佳选择。这样一来，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仅要理性地面对美国主导下的现 行全球治理体系，更要将中国的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治理方案等智识资源合理地嵌入其中。尽管 中美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存在竞争和分歧，有些分歧短期内还难以解决，但双方仍存在深厚的合作基 础，而且彼此也都认识到合作共赢才能创造美好未来，反之，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中国从国际秩序的 建设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出发，主张中美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并通过议程性、选择 性的合作形式，就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国际安全、全球经贸等全球性问题和各自关心的问题的治理上保持 对话与协调，进一步深化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 的基础上形成彼此认同的合作模式，从而“营造更全面的合作机遇，开辟更广阔的共赢空间” 5 。正如习近平 所言：“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6 这样，就可以在避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出现较大震 荡的情况下，以合作的方式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整体立新不破旧和局部破旧立新7 。 其次，理性看待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 尽管美国主导下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其内含的一些全球治理机制在过 去几十年国际事务的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现行全 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机制，不仅要看到这些机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和完善，也要看到在哪些方面需要予以维 护和建设。实际上，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所关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国际社会成员是否有意 愿提供以及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虽然美国极力反对可能对其霸权带来任何削弱的全球治理机制的 改革，但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 J o h n I ke n b e r r y）认为，美国的霸权源于其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 品，二者是共生的关系8 。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也不例外，因而只能依 赖国际合作。对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 s eph S . Nye）指出：“在美国单方面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的领域， 162 1 Nye.Joseph S，"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No.2，2002， pp.238. 2 [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 0 21年版，第6 0页。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 0 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 0 22年0 4月22日。 5 《专访美中国问题专家：选择跟中国对抗是惰性思维》，《环球时报》，2 015年0 9月0 2日。 6 W h it e H ，T h e C h i n a c h oic e：W h y w e s h o u ld s h a r e p o w e r ,O x fo r d U n ive r sit y P r e s s ,2 013，p .103-10 4 . 7 张鷟：《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 0 21年第6期。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 017年版，第539页。 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 1 。这表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所以， 中国在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元主体强化既有双边和多边机制性合作的基础上，不仅以“金砖+”合作模式、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实现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而且坚决维护联合国和W T O的 权威性，始终致力于以《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制度规则协调各行为体间的利益关系，坚定不移做全球 治理机制公正合理的推动者、实践者，坚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只有保障全球治理机制的公平正义，才能 有效增强国际社会成员的供给意愿，进而形成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治理机制，从而在和平合作中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的变革。 再次，重建中美双方的价值共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是行动的先导，也是我们“理解冲 突本质和合作可能性的根本” 2 。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变革的实现归根结底需要大国间具有实质性的 集体目标，并通过集体性行动来实施这些目标，从而在形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达成大国合作与互信。尽管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止是中美关系，但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资金、人才、技术的调配以及全球 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相对优势明显，双方能否形成价值共识并展开有效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 的未来。所以，中国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始终立 足于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在敏感问题 上展开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双方分歧，并就全球性问题和区域热点问题治理的优先级、责任分担、方案、目标 等方面同美国加强协调与合作。同时，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和合作共 赢原则，坚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3 ，认为中美双方不仅在推动构 建全球“ 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4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繁荣稳定上负有历史使命。尽管双方在部分领域存在分歧和竞争，但中国坚决反对大搞集团政治、阵营对抗 和极限施压的冷战思维，因为这样只会弱化双方已有的价值共识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树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在维护共同利益中求同存异，推动全球性问题妥善解决，实现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现实的选择， 而且美国实力的衰落也使其认识到必须在某些领域同中国加强合作，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并稳定既有国际秩序。 这既是重建双方价值共识进而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由之路。 最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合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事，单靠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够。由于美国重返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维系霸权，所以 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在气候变化、疫情治 理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美国又极力抵制任何违反其国家利益的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从而成为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力量。实际上，虽然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寻求 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也不可能被美国所主导，进而损害自身的发展权益。因而，双方需要“共同寻求如何 容纳彼此” 5 ，正如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 g h W h it e）所认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共同分享权力将是一种 双赢选择6 。所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应当建立在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基于此，中国致力于构建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坚决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稳 步推进全球治理多边机构改革并切实反应国际格局的变化，“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共 同书写国际规则” 7 ，共同建设国际体系，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特别是要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 则平等” 8 ，进而在增进共同利益中有效降低各国负外部性政策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阻力，“使关于全球 163 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 018年版，第3 8 4页。 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 1 ，从而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 总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和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双方关系的发展已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深度关联并决定其变革的方向。尽管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还将长期存在，由此引发的战略竞 争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但双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利益与所肩负的责任使命决定了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和在 合作共赢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各自的最佳选择。否则，将是世界难以承受的灾难。如果中美双方求同 存异并加强协调合作，就将建成一个稳定且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 国际社会的期待。 四、结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加速了国际旧秩序的瓦解，在新旧国际秩序的交替期，权力政 治强势回归，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准备再度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从而 成为制约和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大力量。而日益崛起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已经由全球治 理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角色的变化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不仅 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不会与美国争夺 霸权，但为维护自身合理权益会坚决反对霸权，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 国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要加快补齐国内治理的短板，降 低国内对抗式制度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与 实力；又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始终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为原则处理大国关系，加强同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凝聚双方价值共识，为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尽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美国的霸权有所制约，但仍然是美国以最小代价实 现其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而且一个稳定且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也离不开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因此，随着国 际新秩序的确立，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终将实现。

形势 与 政 策 66 2018年第8期 / 总第236期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方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全球治理观，要把握以下要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 世界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呼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寻求解决方案，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多，不能满足世界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 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长远目标，要实现各国一律平等，实现世界普 遍安全、持久和平，促进世界开放包容、共同繁荣，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 理的必由之路，要充分沟通、凝聚共识，着眼大局、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利益、坚持共享，先把 广泛形成共识、能够做的事情做起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关键词] 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18）08-0066-005 2016 年9 月4 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 州峰会上，首次全面阐述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稍后，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提高我国参 与全球治理的能力”。1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和外 交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全球治 理观，需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由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 比变化决定的，也是改善人类共同命运迫切要求的。旧 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和诸多弊端，不能满 足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适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为全球治理指明 了方向。 第一，世界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呼唤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和 平、谋求发展、促进合作是时代主流，也是各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 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大势不可逆 转，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基本动因和 可靠保障。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 衡，单边主义越来越不受欢迎，多边主义成为时代潮流， 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奠定了基础。经济全球化排除 干扰加速发展，各国之间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经济合作 更加密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呼声越来越 高，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各国相互联 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为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寻求解决方案。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 出。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 序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内外政策的调整都可能对世界经 济发展、国际形势变化、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多党轮流 执政，其内外政策往往随着执政党轮替和利益格局调整 而不断改变，充满变数，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这就使 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难免起伏跌宕。美国奥巴马政 府参与了伊朗核协议的制定，并在协议上签字。而特朗 DOI:10.16580/j.sxlljydk.2018.08.016 形势 与 政 策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年第8期 / 总第236期 67 普政府上台后宣布单方面退出该协议，并扬言重新签署 对伊朗更加严厉的协议，引起伊朗强烈反弹和地区局势 的动荡。美国同西欧盟国之间也由此产生矛盾和分歧。 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同中国政府 共同承诺要践行巴黎气候大会协议。而特朗普政府上台 不久就宣告退出该协议，使防止气候变暖努力增加了阻 力和困难，甚至可能出现倒退。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 优先”的政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无端改变前任政府 实行的较为稳妥务实的对外贸易政策，大幅度提高欧 盟、中国等国家出口美国钢铝产品关税。这些无理制裁 措施引起当事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击。中国已经宣布进行 反制裁，相应提高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关税。欧盟准备采 取必要反击措施，并决定加入中国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 的行列。美国政府奉行的严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冲击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程序，破坏了双边和多边贸易 协议，使世界陷入贸易大战的危险之中。由此可见，世 界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具有巨大危害。要克服这种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必须加速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恢复缓慢，增长动 能不足。市场需求不旺盛，投资缺乏动力。金融体系仍 然处于调整之中，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拉动经济 发展效果不明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快速发 展。发达国家紧跟潮流，夺得先机。由于教育、科技、 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广大发展中国家更 加被边缘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贫富分化日 益严重，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一个国家内， 包括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占人口多数的 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力下降，必然使生产低迷、经济不景 气。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各国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是十分必要的。 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西方大国奉行新干涉主 义，推行“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乃至武装入侵相 关国家，颠覆一个国家合法政权，直接造成该国四分五 裂、局势动荡、民不聊生，也引起地区局势紧张、战火 蔓延。这是地区不稳定、不安宁的重要因素。 第三，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多，不能满足世界发 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变革。“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 治理体系不相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 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1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形成的，是由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雅尔塔体系的建 立，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美苏英少数几个大国划分 势力范围、决定战后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又如，美苏 英背着中国决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侵犯了中国 主权和国家利益。但是，雅尔塔体系坚持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成果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建立了 一套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体制规制，比较有效地维护了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其中联合国的建立和活动起了重要 推动作用。因此，这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得到大 多数国家的支持，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作为联合国的 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始终在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由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存在一些根本性 弊端，它很难防止和制约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随着国 际形势的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越演越烈，直接导致冷战和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 冷战强化了美苏、东西方国家军备竞赛，造成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浪费，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剧国际紧张 局势。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格局 瓦解，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并未就此寿终正寝，反而变本加厉，以新的形式延续。 华约解散后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不断东扩，其活动 范围扩大到亚洲，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一个世界性军事政 治集团和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国际力 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格局虽 然是一超多强，但美国实际主导许多国际事务。世界两 极格局，美苏相互制约，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而美国 一超独霸，缺乏强有力制约，在不少国际事务中为所欲 为，导致世界不稳定、不确定、不可预测因素更加突出。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宁的主要导因，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不相适 应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平等协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西方大国在全球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发言权 和决定权。它们把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 洲开发银行等地区银行的投票权、决策权，直接或间接 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们垄断世界主要原材料、矿产、 石油、工业和农业产品价格，抬高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产 品价格，压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它们依靠信息、人 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通 形势 与 政 策 68 2018年第8期 / 总第236期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过技术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 顾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差，发 展较慢，在很多领域被边缘化，在国际事务中缺少发言 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又 缺少协商机制，致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缺乏相互 信任、相互沟通而产生矛盾、对抗乃至冲突。解决这方 面的问题，需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 长远目标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各国发展，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各种 问题。为此，应该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长远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一，实现各国一律平等。国不分大小、强弱、贫 富应当一律平等。这是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是全 球治理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国家不平等，以大压小、以 强凌弱、以富欺穷，是旧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弊 端，也是许多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新的全球治 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应当坚决反对和防止这种现象，真 正做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要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和民主 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大国要多承担责任，不能谋求特 殊地位、特殊权力。大国强国富国要尊重小国弱国穷国 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处理内政外交的权利，尊 重其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自由。要 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和相互借鉴，防 止各种文明相互隔阂、敌视和冲突。 国家平等，需要从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上予以 保障。要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世界和地区经济金融组织中的 席位与投票权。要让各国都有机会平等参与解决相关国 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地区和平、安全。要防止 地区外大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小国。更反对在没有当 事国参加的情况下做出与当事国有关的决议。各国一律 平等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必要基础。 第二，实现世界普遍安全、持久和平。人类命运共 同体首先应当是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全球 治理首先要以实现世界普遍安全、持久和平为重要目 标。普遍安全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普遍安全 就没有持久和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二者是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持久和平就没有世界的稳定、 持续发展。实现世界普遍安全、持久和平必须坚决反对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此，各国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力 量，同时也要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能够从体制机制 上制约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实现世界普遍安全、持久和平，必须坚决反对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也是世 界普遍安全、持久和平最现实的威胁。不铲除各种形式 的恐怖主义，就不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恐怖 主义的背景和原因十分复杂，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变化、 民族和宗教分野，也涉及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强权政治和 地区政策的不满。恐怖主义非常顽固，反复性大，几度 遭受严重打击，又死灰复燃，反恐斗争艰苦曲折。因此， 全球治理必须把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作为重要任 务。为此，要建立起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体制机制，构建起防止、打击、铲除恐怖主义的体系， 并为此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民生和安全环境。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错综复杂原因，当今世界还存 在不少领土、领海争议和边境冲突，也面临朝鲜半岛紧 张局势、伊朗核危机、叙利亚战乱等困局。全球治理体 系的变革无疑应当把解决此类问题作为重要目标。其着 力点不是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建立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的体制机制。在这一体制机制下，各国相互尊重，平等 协商，化解分歧。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增强相 互信任，坚持对话不对抗。这样既能解决当前存在的问 题，又能防患于未然，创造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 世界。 第三，促进世界开放包容、共同繁荣。全球治理体 系所谋求的是，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发 展，各国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富裕。为此，全 球治理应当坚持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实现 各国双赢、多赢、共赢，而不是单赢。新的全球治理体 系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建立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国 际金融、经济合作体系和科技合作研发体系。积极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决抵制“逆经济全球化” 做法，反对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反对弱肉强食 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全球治理体系所谋 形势 与 政 策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年第8期 / 总第236期 69 求的是各国互利合作、平衡发展。只有实现各国互利合 作、平衡发展，才能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和平与安宁。 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体制机制，并 将其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要加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教育等方面援助的力度， 使发展中国家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共享发展成果。一 个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第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气候变暖、大气污染、 饮用水和食品药品不安全，以及重大传染性疾病蔓延， 极大损害人类的健康，随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环 境恶化、土地过度开发、资源短缺、土壤沙化，严重阻 碍了经济发展，也影响了粮食安全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全球治理，就是要构建起防治气候变暖、大气污染，保 障人类健康安全的体制机制。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 度、社会管理水平、环境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存在差 别，所追求的环保目标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全球治理 目标的设定不能整齐划一，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国家有所 差别。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 相对落后、环保资金匮乏的现实。 三、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全球治理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谁治理谁。也就是说， 全球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即治理和被治理的对象分别是 谁。全球治理的客体即被治理的对象非常明确，指人类 活动在地球上所遇到和产生的问题。全球治理的对象是 这些问题，而不是针对什么国家、什么人。解决人类生 存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根本宗旨。全球 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和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也包 括企业和个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承担重 要责任，发挥重大作用。各国应当尊重联合国的权威， 信守联合国宪章，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国家是全球治理 的主要主体，承担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各国通过相互 沟通、协商、谈判，达成共识，签订协议，推动全球治 理。国家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全球治理的各种协 议，包括联合国的决议，都要由国家履行，全球治理的 各项具体措施，也要由国家落实。因此，各国共商共建 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第一，充分沟通，凝聚共识。全球治理是人类共同 的事业，需要各国形成共识，通力合作。但是，关于全 球治理的主要内容、所要实现的目标、治理体系的构建 和实施治理的原则、方式方法，各国和各种组织乃至每 个企业和个人的看法，都可能不一致。这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难以避免的。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共同采取行动， 全球治理也就无法推进。因此，推进全球治理必须“使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 致行动”。1各方要达成共识、形成一致意见，就必 须广泛交换意见，深入进行沟通。各方在相互沟通的基 础上，通过平等协商才能达成共识。要达成共识，还需 要建立互信，消除误解，克服来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不同、发展程度差距、文化背景差别所带来的阻力和障 碍。共识应当坚持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有利于推动经 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有利于不断改善各国人民的福祉。 第二，着眼大局，求同存异。全球治理是人类最伟 大、也是最艰巨复杂的工程，各治理主体特别是各个国 家持不同主张是正常的，但关键是各方能够着眼大局， 求同存异。大局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以不断改 善人类生存、发展、生活的环境，逐步消除危害人类生 命、安全和健康的因素。各方应以大局为重，以维护大 局为方向，寻求相同或相似的见解，形成相对一致的意 见。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各国的沟通与协商，应坚持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各国一律平等原则，任何一方都不 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任何一方也都有权坚持和保 留自己的意见。这样，推动全球治理就必须求同存异。 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治理的推进及其成效越来越显 著，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完善，各方相同看法和主 张会越来越多。 第三，兼顾各方利益，坚持共享。在国际社会，各 方形成共同利益，全球治理才能达成共识，向前推进。 同时，各方又有各自的合法权益，推进全球治理时难免 出现利益冲突和利益碰撞。所以，推进全球治理，既要 维护各方共同利益，又要兼顾各方合法权益。要尽量减 少全球治理给各方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相反，应当 尽量增加全球治理给各方带来的好处。要让各方能够共 享全球治理的成果，让全球治理能够推动各方经济健康 稳定持续发展，造福于更多的人。只有如此，各方才能 真心实意地拥护、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治理。当然，要 深入推进全球治理，还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相互关系。有时为了人类长远利 形势 与 政 策 70 2018年第8期 / 总第236期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益不得不暂时“牺牲”某些眼前利益，为了全局利益不 得不“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但一定要掌握和控制好这 种“牺牲”的程度，防止对有关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 成过度影响和伤害。一些高耗能的落后生产技术、一些 污染严重的企业和行业、一些有损健康的生态环境，如 果不进行治理，可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眼前的利 益，但从长远看则有害无益，就必须进行治理。治理中，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应当提供必要的技术帮助和资金 援助。 第四，先把广泛形成共识、能够做的事情做起来。 全球治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只能先易后难， 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要克服不分轻重缓急、蜂拥 而上的急躁情绪，也要防止坐而论道、无所作为的畏难 情绪。“要把能做的事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事情先 做起来。”1全球治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国际关系和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由于当今世界政治制 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西方大国的影响，政治领域的全 球治理困难很大。中国应当坚持自己的看法，但要让各 方接受我们的看法，还要经过长时间艰苦努力。而国与 国之间领土、领海分歧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各国很难让 步、达成共识。相关国家即使达成共识，也要经过谈判、 勘测、划界、签约等十分复杂的程序才能付诸行动。上 述两种工作，都不宜放在全球治理的优先位置。相对来 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球治理达成共识、 共同推进的可能性比较大。全球治理应当从那些已经形 成共识而又能够做起来的事情开始做。 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防 止气候变暖，治理和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是各国人 民的共识。为此，各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从20 世纪的京都议定书，到本世纪的巴黎气候大会，不断前 行。但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很严重，前景不 容乐观。这种情况就迫切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很明显， 防止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是形成共识又能够做的事 情，应该先做起来。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气候变暖、环 境污染，而且存在贫穷和食品、健康、安全、教育等方 面的问题。其落后的基础设施、恶劣的生活和医疗卫生 条件亟待改善。这无疑是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是促进国际贸易繁荣和各国 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得到世界多数国家、国际经济组织的肯定和支持。而 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时代潮流。它可能在短期内给相 关国家带来一定好处，但从长远来看会损人不利己。更 重要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存的 国际贸易组织在维护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抵制和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体制机制还需 要通过全球治理进一步变革完善。经济发展、贸易繁荣 都需要加强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便利 化不仅是当前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 一形成共识而又能够做的事情，应该先做起来。 第五，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中国是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走向世界中心 舞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 全球治理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方案，是义不容辞的历史 责任，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为此，必须“提高我国 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1迄今为止，全球治理的规 则多数是西方大国制定的，其中有许多不合理之处，需 要进行变革。同时，全球治理的领域越来越宽广、内容 越来越多，需要制定与之适应的新规则。不言而喻，无 论原有规则的变革，还是新规则的制定，都需要中国参 与。为此，我们要“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 能力”。1首先需要认真学习，以了解、弄懂现行国 际规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参与规则制定。原有规则的 变革和新规则的制定，都要有利于全球治理的公正、合 理、有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维 护合法权益。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特别是增 强规则制定能力，需要一大批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这 些人应了解中国国情，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够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这些人又必须具有全 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精通谈判技巧，能够适应各种 谈判。要形成这样的人才队伍，必须加强人才的培养教 育和实际训练。

12 总第三六五期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学术界还 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界定， 若从谁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的角 度出发去定义的话，全球治理体系应该 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以及治理制度、 观念等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就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冷战结束之后，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些新兴经济 体逐渐崛起并影响世界；国家间的相互 依存关系越来越强，同时跨国性的全球 公共问题也逐渐增多；全球治理主体与 客体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原有以西方发达 国家为主导的治理体系，特别是体系中 所蕴含的制度和价值，因此，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成为现实的需要。 全球治理体系为什么要变革 首先，就全球治理主体来说，它是 全球治理体系最核心的部分。全球治理 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包括了主权国家、 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地方团体甚至个 人等。但从体系角度来看，全球治理体 系更关注的是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以 往，由于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主体的数 量猛增、覆盖领域广以及它们的跨国性、 全球视野、道义性等特点，一度成为全 球治理研究的焦点，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在主体结构 方面关注的主要是主权国家和其他各种非国家行为体 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今，随着国家主义的回归，全球 治理的国家主体性重新被凸显出来，随之，全球治理 体系的国家主体间的结构关系重新被强调，这也是目 前许多学者将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体系等同看待的一 个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全球 治理体系中的主体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不单纯是 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是新兴国家群体在全球 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这种变化必然要求打 破原有西方大国主导全球治理的局面，同时增强新兴 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其次，就全球治理的客体来说，全球治理主要针 对的是全球性风险的挑战和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存在。 它反映的是全球交往的扩大和深化，使全球性风险和 问题的危害产生联动性和扩散性，从而带来全球合作 治理的必要性。近些年来，全球治理的客体越来越多 元化、层次化、复杂化。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不仅体 现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而且体现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及次国家 层面等不同层次，很多问题是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 上相互交织，成为影响“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在全 球治理体系中，治理客体的存在及其变化，需要治理 主体的认知以及主体间达成有效合作的共识，它反映 了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 再次，就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观念来说，它是全球 治理能否有效推进以及向什么方向推进的重要问题。 其一，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结构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 中制度的合法性、代表性出现问题。现行全球治理机 制是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主导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 集体安全机制、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还有在其他具体问 充分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局限性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圆　　桌 二O 二O 年 第三期 Mar. 2020 13 题领域逐渐成立的治理机制等。美国主导的体系“是 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 原则”①。在多极化的世界，美国的霸权相对衰落， 也失去多数国家的认同，而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 积极性在提升，希望在制度上反映他们的诉求，因此， 全球治理的制度变革是大势所趋。其二，全球治理的 观念体现着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和未来方向。在2008 年 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其 指导性的观念是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市场化主张和西方强权的色彩， 在资本逻辑支配之下带来世界的不均衡发展。2008 年 的金融危机造成西方国家的普遍衰退，也使新自由主 义的观念失去吸引力，对全球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成为人类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基本愿景。 总体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兴国家的崛起， 全球治理的主体结构、客体内涵都发生了复杂性的变 化，使原有的治理制度和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变化的需 要，出现“治理赤字”，从而带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必要性。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局限性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的学 术界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从过程角度理性地去观察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我们更要认清它的局限性。 第一，主体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国家主体结构的 变化会带来主体间的纷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虽 然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 的还是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结构关系的变化， 会直接带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近年来随着新兴 国家在国际舞台中地位和影响的提高，传统发达国 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围绕责、权、利上的斗 争与摩擦也日趋激烈。”“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激起 现有大国的反应，崛起和遏制崛起将是国际社会在 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②近几年，中 美关系的发展就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体纷争 状况，2017 年底，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之 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明显加剧。 2018 年以来，美国更是以贸易战为主 导企图压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的一系 列“退群”行为，不仅是“逆全球化” 的表现，更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自保 和斗争的一种方式。中国等新兴国家 的崛起，以及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 势必要打破以往全球治理中的美国“单 边治理”和“西方治理”的特征，从 而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极化和多元化， 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与西方 发达国家展开博弈，在斗争中争取权 力、地位，同时还要承担起变革的责任， 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治理客体的复杂性和紧迫 性存在，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矛盾 性。从实质上来讲，在经济危机、核 武器扩散、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恐 怖主义等全球性风险面前，更多地体 现的是主体的责任问题。全球治理中 最突出的矛盾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和全 球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只有主体认 知到全球性风险的严重危害，并且勇 于承担责任，才能形成主体间合作的 有效治理，否则，就会使全球治理陷 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的贸易保护 主义和一系列的“退群”，实际上是以 国家利益为基础推卸国际责任，从而 带来全球治理有效性的缺失，凸显“治 理赤字”和“责任赤字”。同时，美国 学者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敦促 新兴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因此，在对 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进行治理过程中， 将呈现治理主体间围绕责任问题的激 烈博弈，在美国选择政治孤立主义态 度时，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 承担起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以 ① 兹比格纽·布 热津斯基：《大棋 局》，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9 页。 ② 王毅：《试论 新型全球治理体 系的构建及制度 建设》，《国外理 论动态》2013 年 第8 期。 14 总第三六五期 填补美国留下的责任赤字。从这个角 度来看，治理主体的责任分担，以及 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契合度，也是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一环，其中 所蕴含的矛盾性将长期制约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进程。 第三，制度竞争及制度变迁中的 “路径依赖”，将是制约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重要因素。“尽管针对几乎所有 的全球性问题都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 理机制，但是要实现有效治理还面临 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①其中最重要 的问题是制度效能和“路径依赖”。应 该说，二战后国际制度的产生主要是 基于领导国或霸权国的利益需求，但 同时很多国际制度也成为国际公共产 品使所有参与者受益，并带来国际合 作的稳定性和国际关系的秩序性，有 学者将其称为国际制度的公私双重属 性②。在这样一种双重属性基础上，在 制度需要改变的过程中，领导国极力 依赖原有的制度以“锁定”其主导地位， 其对制度的改变也是以维持主导地位 为导向；而制度参与者一方面希望改 变原有制度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提高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另一方面对 制度本身所奉行的普遍性原则保持拥 护。而新兴国家在无力改变原有制度 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确立 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由于不同地位 的主体对待制度变迁的态度不同，使 他们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会产生博弈， 从而带来制度效能的不足。 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制度 变迁过程中会存在“路径依赖”，使制 度按照“惯性”不断自我强化。即使是 一些新建立的制度，有时为了制度的可 接受度以及运行的有效性，也在制度 的设计上模仿原有制度，使原有制度的功能得以在新 制度中延续。因此，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存在着 “规则滞后”的现象，现行制度往往不能适应权力结 构、安全威胁性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③它导 致全球治理的制度变迁必然是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 全球治理的制度变革并非完全是破与立的革命性的变 革，而是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渐进式 变革。 第四，自由主义观念的延续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观念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不仅是在正式规则中观念起着支配的 作用，而且观念更深入到非正式规则和社会塑造过程 之中。由于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开拓以及西方发达 国家对世界的长期支配，使西方理念成为二战后“重 要的国际制度设计依循的圭臬”。“就当代治理而言， 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区域和全球治理，在制度设计上 还是理念塑造上，都无法摆脱西方文明的影响。”④实 际上，在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基础上，当前的全球治理 还远远没有形成价值的共识，支撑全球治理体系的价 值基础仍然是西方国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观念，以及 基于自由主义观念所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它反映了 当前全球治理的一元主义的价值观和秩序目标。然而， 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和影响 力的提升，它们基于不同的文化基础所提出的全球治 理的价值理念和秩序追求，必然要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也必然会与原有的西方观念产 生交锋。但是，应该看到，观念的东西是积淀在文化 中的，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的东西，而是要 在文明交流、互鉴甚至对抗中寻求价值的共识，而这 个过程也将是长期的。 总之，全球治理是一个体系，主体、客体以及制 度、观念都是紧密相连的，其中主体结构的变化是核 心，它将带动全球治理其他要素的变化。同时，全球 治理体系的变革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还存在着诸多的 制约因素，其过程将是长期的和艰巨的，甚至会有冲 突、反复，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22 年第4 期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 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张贵洪杨理伟 ［内容提要］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 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 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 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 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 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 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 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关键词］ 霸权治理合作治理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体系是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互动的 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超国家或跨国家行为体 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 响而形成的整体或集合。现代全球治理始于二 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以 及冷战时期形成的部分国际制度与规范，其基 础在于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国手中，形成了霸权 治理的特征。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全球治 理的权力出现转移与扩散，全球治理体系进入 变革期。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发生改制，一些 重要的地区和跨地区治理机制实行转制，大量

• 本文系2021 年度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项目“中印在国 际组织的合作与竞争”( 项目编号: CCSAS2021005) 的阶段性 成果。 新兴的全球治理机制开始创制。全球治理体系 — 4 —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2.04.009 变革和转型的重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 治理的兴起。 回顾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冷 战后30 多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转型，展望未 来全球治理体系的方向和前景，有一条比较清晰 的主线，即全球治理体系正从以国家间安全关系 和霸权竞争为目标的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为以解决 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世界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多次强调，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随着时 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 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 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 事”①。因此，深入理解全球治理就必须对其体系 的形成过程、基本特征及变动趋势有所认知和把 握，这样才能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审视未来全球 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一、二战后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 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在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认为权力决定了治理的框架、目标、原则和机 制等。因此，全球治理的结构反映的是各单元之 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二战后至冷战结束，以美苏 为中心，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 全球治理以二战结束时确立的各种组织、制度和 规范为基础，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 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 特征。 ( 一) 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 二战后，现代国际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美苏称 霸、欧洲衰弱、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国际体 系形成了以美苏两极格局为基础的霸权体系。 首先，美苏称霸形成两极霸权领导建立全球 治理体系。二战后，美国取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 的力量优势，成为两极格局中的霸权国。军事上， 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除具有核武器的 优势外，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经远超大英帝国所坚 持的“双强标准”。经济上，美国实力空前膨胀。 1946 年，美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 的总和。与此同时，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 1950 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1940 年增加73%， 超过计划25%，②经济规模远超西欧老牌资本主 义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基于国际力量 对比中的优势，美苏积极主导战后世界秩序的重 建，领导筹建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其他全球性或区 域性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全球治理体系。③ 其次，欧洲的衰弱削弱了其全球治理的影响 力。二战后，欧洲彻底丧失在全球的军事、政治和 经济优势。战后西欧国家的经济普遍凋敝。1947 年1 月，战败国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只及1936 年 的31%。④ 而战胜国英法两国也不容乐观。法国 经济萎缩，财政恶化，对外贸易额下降75%，工农 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50%以上。⑤ 英国的黄 金储备从1938 年的40 亿美元急剧减少至1941 年的0． 12 亿美元，海外投资从1938 年的230 亿 美元下降到1945 年的140 亿美元，同比减少 40%。⑥ 欧洲的衰弱、两极格局的形成使得西欧 国家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等与美 国在政治、经济及防务领域建立相互合作的机制， 复兴经济，保障安全，加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 并以此参与全球治理。 最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开始参与全球 治理。二战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 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并最终冲垮殖民体系，实现国 家独立。为反对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尖 锐对峙，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它们通过不结盟运动 等方式向霸权主义发起挑战，为改变自身普遍面 临的贫穷落后问题，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通过联合国、地区组织及国家集团与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相抗衡。在动荡的冷战环境下，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无论是政 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安全上，仍很大程度地依附 于它们的前殖民宗主国，依然处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的边缘地位。 — 5 —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449 页。 ［苏］琼图洛夫编《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12—217 页。 丁工《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变化及趋势影响》，载于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 年第3 期。 李庆余《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 年》山东画报出 版社2008 年版第181 页。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39 页。 樊亢等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157 页。 ( 二) 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 二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免大 国间竞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战后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全球安全治理与经济治理成为战 后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受二战后国际力量对比 的影响，主要大国认为“战后的全球治理将产生 于那些较有权力的团体的选择和行为，所以在团 体内建立秩序的主要手段是有支配力的权力”①。 由此，二战后全球治理运作模式以“权力逻辑”为 基础，以美苏为代表的主要大国基于国际体系中 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主张“全球治理依赖于有 能力提供可靠治理方案的霸权国家，所以全球治 理实际上是霸权国家领导下的治理”②。 在全球安全治理上，建立联合国集体安全机 制。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主要包括联合国在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原 则与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实现这些原则、准则的具 体程序。在联合国机制内，集体安全机制建立在 大国合作的基础上。作为执行集体安全机制的主 要机构，安理会是联合国机构中的权力中心，负有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其运作机理依 赖于五大常任理事国( 以下简称“五常”) 的“大国 协调一致”③。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建立以布雷顿 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1944 年， 美国、英国等国家相互合作，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 议，重建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世界银行、关贸总 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三大机构成为实施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和政 策工具。20 世纪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主要发达经济体为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 机，协调经济政策，重振西方经济，于1975 年创立 七国集团这一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就宏观经济政 策进行协调。七国集团会议机制逐渐演变为全球 性的经济协调与管理机制，作用于全球经济治理。 ( 三) 霸权治理的特征 冷战期间，以美苏为代表的主要大国在经济、 政治、安全等领域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制度 体系，并不断把其他国家纳入这套政治经济秩序 中，从而使它们与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紧密 联系在一起。随着全球治理任务的不断增多，体 现霸权国家意志和利益的国际制度逐渐转变为全 球治理的主要机制，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 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 首先，霸权治理呈现“中心—边缘”式的治理 结构。二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模式” 下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 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 体，在涉及全球性的问题上主要靠主权国家之间 的协商、谈判与合作。二是大国权力主导下的 “中心—边缘”治理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 达国家是治理的“中心”，通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 定权和话语权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 处于治理结构的“边缘”。④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基本储备货币的 金汇兑本位制，同时，美国掌握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的主导权。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 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两大全球性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但其发挥影响力需要借助联 合国这一平台。正如安德鲁·赫里尔和恩盖 尔·伍兹所指出的，强国在投资、军事安全以及社 会政策方面塑造全球规则和规范，实力较弱的国 家只能成为规则接受者。⑤ 其次，霸权治理之下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 作用有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的政治 基础是美苏“两超”主宰世界，这就使得联合国的 全球治理实践受到大国政治的影响。在全球安全 治理中，冷战格局的形成使联合国变成了美苏争 夺世界霸权的“战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美国 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金融机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构，而联合 — 6 —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Ｒealist Global Governance: Ｒevisiting ‘Cave! hic Dragones’and Beyond”，in Alice D． Ba and Matthew J． Hoffmann ( eds． ) ，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 Ｒoutledge，2005，p． 30． Giovanni Arighi，“Global Governance and Hegemon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in Alice D． Ba and Matthew J． Hoffmann ( eds． ) ，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 Ｒoutledge， 2005，p． 116． 丁工《中等强国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8 页。 钮菊生、刘敏《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载于《东北 亚论坛》2019 年第2 期。 Andrew Hurrell and Ngaire Woods，Inequality，Globalization，and World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 1．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发言权和 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实践中，联合国系统推进 “发展十年战略”，除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瑞 典五国之外，多数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并未达到 联合国规定占其国民总收入0． 7% 的标准，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也远远低于联合国所定的 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许多国家依然是负增长，并未 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① 最后，霸权治理之下对抗和争夺是主流。雅 尔塔体系之下的美苏两极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 的群体性独立，使得各阵营内部分别在政治、经济 和安全领域建立相互合作的机制，以此在全球治 理体系中形成对抗与争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 义阵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制下促成了国际自 由经济秩序的建立。② 在安全治理中，美国运用 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签订多边和双边军事 同盟条约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安全机制。③ 与此 同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平行市场理论的 指导下，迅速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市场平行的社会 主义市场，不仅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对西方态度强 硬，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也坚决拒绝二战后实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制定的国际经济合作政策。④ 此外，为了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战 后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通过发起不结盟运动、 组建七十七国集团、推进“南南合作”等主张，在 政治上形成相对独立于东西方的“第三世界”，反 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经济上 主张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此挑战霸权国家主 导的全球治理格局。 二、冷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转型 冷战后，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国际体系 中全球治理的权力发生转移与扩散，国际体系中 全球治理的结构发生转型，传统霸权治理主导的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层次不 同、范围各异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改制、转制、创 制方式进行变革与转型。全球治理体系从由实力 决定的权力型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 转型。 ( 一) 后冷战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国际体系中全球 治理的权力发生转移与流散。一方面，发达国家 权力地位的相对下降，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 得全球治理权力“东升西降”，新兴国家参与全球 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极大提升，成为全球治理变革 的最大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全球化与信息化的 深入发展使得国际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流 散，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⑤ 权力转移与流散塑造了后冷战时期全球治理体系 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国际体系中全球治理的权力在国家层 面转移，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提 升。新兴国家是指21 世纪初期在政治、经济等领 域崛起且在全球及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主 要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土耳其、墨 西哥、印度尼西亚、埃及等。新兴国家中，金砖国 家最具有代表性。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的比例从2000 年的8． 37% 上升到2010 年的

18. 30%， 2014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到2040 年 前后，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七国集团 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 的比重从1990 年的 88． 6% 下降到2000 年的76． 6%、2008 年的
19. 8%和2010 年的约30%。⑥国家权力转移使得 美欧大国再也不能运用所掌握的权力主导全球治 理事务。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在事关全球经济治 理、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问题上进行协商、配 合，开始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成为变革全球 治理架构和制度的重要“撬动性”因素。全球治 理体系的发展与演变不再仅由几个大国决定，它 们必须重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 能力。 — 7 —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学森、刘光本主编《联合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158 页。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 年版第70 页。 叶江《冷战、美国霸权与全球化———冷战史研究新视角》，载 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6 期。 叶江《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载于 《历史研究》1999 年第4 期。 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载于《外交评论 ( 外交学院学报) 》2014 年第1 期。 周永生《金砖国家———引领世界成功发展的缩影》，参见人民 网http: / /opinion． people． com． cn /n /2014 /0716 /c1003 － 25290 298． html。 其次，国际体系中全球治理的权力从国家向 非国家层面流散，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指出: “权力已不 仅仅为国家所有，事实上，国家权力在衰落，而非 国家权力正在兴起，权力在由国家向市场进而向 非国家权威转移。”①非国家行为体既包括全球层 面和区域层面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 银行、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也 包括地方、国家和国际层次的非政府组织、跨国的 公民社会网络及公民社会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发 挥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个人等。②大量非国家行为 体不断扩展自身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挑战以国 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尤其像跨国公司、全球市 民运动、次国家行为体等，它们既通过自身的独立 行动不断介入全球治理事务，也将自身与国家连 接起来，形成多层次的全球治理网络。因此，重视 并增强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提升现有 治理机制有效性的重要任务。 ( 二)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转型 冷战结束后，权力转移和权力扩散促进了国 际关系的民主化，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整 合新兴国家的资源与需求，也无力应对全球性问 题的挑战，霸权治理变得既不可能也不可行。由 此，传统霸权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非国家 行为体等新旧治理主体开始以改制、转制、创制的 方式变革不合时宜的霸权治理制度，推进现行全 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首先，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开始改制。传统 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完 善监督机制等方式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但 是，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治理话语权上 的失衡、在核心治理机制中的席位失衡以及掌握 发展的资本、技术和信息资源不均衡，传统的全球 治理机制产生了有效性与合法性危机，亟须进行 内部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以适应变化的国际政治 形势。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改革方向是加强权 威、促进民主化、关注发展与非传统安全。为此， 联合国就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与成员数目增加等 问题进行了多轮政府间谈判，设立与改组了多个 机构，以期提高全球治理的效率。联合国的专门 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诸多方面 进行了改革。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放松了饱受争议的贷款条件，增加 了危机贷款的种类，更加重视低收入国家的贷款 需求。③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将份额和治理改革作为各项调 整的核心，以此强化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能力 和地位。此外，七国集团也通过“成员扩大、议程 增设和机制深化”，力求向“有效的全球治理中 心”转变。④ 其次，部分重要的地区和跨地区治理机制逐 渐转制。地区和跨地区治理机制是全球化时代以 区域为单位的治理实践。冷战结束后，随着区域 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内国家为了在 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深化与扩大合作，开始改 革地区和跨地区治理机制，使之成为跨越地区界 限走向全球治理或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补 充。在全球层面上，二十国集团强势崛起，取代八 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的中心，并在2009 年匹 兹堡峰会上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首 要平台”。金砖国家从概念转化为机制，成为“当 代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重要载体”⑤。与此同 时，在地区层面，欧洲共同体建立起政治联盟与经 济货币联盟，逐步发展为欧盟; 非洲统一组织为适 应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新形势，转变为非洲联盟，加 速区域一体化进程; 关注欧亚地区安全的上海合 作组织，随着成员扩大和议题扩展，在从有效的双 边接触向多边合作转变，也在探索改革。 最后，新兴的全球治理机制开始创制。新兴 国家的崛起和新型全球问题的凸显促成了新型全 — 8 —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 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 家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 页。 叶江《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 的影响》，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2 期。 高海红《透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载于《清华金融 评论》2016 年第3 期。 1991 年，俄罗斯开始参与七国集团部分会议，并于1997 年与 七国集团成立八国集团。参见Joseph Daniels and John Kirton， “The Ｒole of the G8 in the New Millennium”， https: / / epublications． marquette． edu /cgi /viewcon-tent． cgi? article = 1091＆context = econ_fac#: ～ : text = 4% 20The% 20G8% 27s% 20Ｒole% 20in% 20the% 20New% 20Millennium， its% 20govemmental% 20and% 20pr% C3% ADvate% 20sector% 20dimensions%2C%20employment%20and。 杨洁勉《金砖国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机制建设》，载于《当代 世界》2011 年第5 期。 球治理机制的创建。① 在金融领域，各种新型双 边的货币互换、区域外汇储备机制和区域开发银 行陆续成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金融职能形成替代效应。② 在发展治理领域，金 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正在 改变传统的国际发展治理架构。在贸易领域，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建立各种区域性 的自由贸易协定重塑国际贸易规则。此外，在国 家和次国家层面，各种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跨国社 会运动、跨国倡议网络以及类型多样的公私伙伴 和民间型治理合作机制迅速发展，形成了“包括 政府间规制与超政府规制的结合、公私合作体制 以及私人权威与自我规制的形式”在内的、“联合 了公共与私人的力量”的多样性制度结构。③ ( 三)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特征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与二战结 束后全球治理体系建立时的思路、理念出现了巨 大差异。以国家间安全关系和霸权竞争为目标的 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变 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转型的重要特征就是霸 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或者说，从由实 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 首先，全球治理体系在转型中呈现“去中心 化”的倾向。“去中心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去 霸权中心化，其二是去国家中心化。冷战结束后， 全球治理机制通过改制、转制、创制的方式修正了 二战后霸权国主导制定、维系的全球治理制度，构 建了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一方面弱化了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在现行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影 响力和控制力，让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能 够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另 一方面弱化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地 位，让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 织和公民个人等能够广泛参与全球治理事务。④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去中心化”，就是构建合 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要求传统霸权国与新兴国 家、发展中国家合作，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 体合作，以此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应对全 球性挑战。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联合国系统推动 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冷战结束后， 两极格局瓦解。为适应全球治理与国际形势发展 的需要，联合国系统地进行了多维度的调整与改 革，使之成为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多边组织。在 全球安全治理中，联合国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安理 会五常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与大国协调机制。传统 的维和行动向治理型的和平行动转型，维和行动 中的预防冲突、建设和平、保持和平更需要“非权 力”的资源、能力和手段，而不是“权力型”的军事 和经济力量。在全球发展治理中，以千年发展目 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气候治理为代 表，这些治理议程既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 也不是由安理会五常决定的，而是在会员国广泛 协商、谈判，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开展 的。此外，联合国还与各类区域国际组织、非政府 组织、私营部门等建立了广泛的协作与咨商关系， 被誉为“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核心”，成为冷战结 束后全球治理的核心国际机构。⑤ 最后，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推动了全球 治理体系的重组。新兴治理组织与机制是新兴国 家、发展中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以增量改革的方式 建立的新机构，以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这包括从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组织型和机构型的治理机制到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协议型”和 “伙伴型”的治理协定以及跨国社会运动、跨国倡 议网络和类型多样的公私伙伴和民间型治理合作 机制。新兴治理组织与机制以解决某类全球性问 题或“治理赤字”为目的而产生，遵守行为体多 — 9 —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张贵洪《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载于《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4 期。 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载于《国际政治研 究》2016 年第1 期。 Henk Overbeek，“Global Governance: From Ｒadical Transformation to Neo － liberal Management”，in Henk Overbeek， Klaus Dingwerth， Philipp Pattberg and Daniel Compagnon ( eds．) ，“Forum: Global Governance Decline or Maturation of an Academic Concept”，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Ｒeview，Vol． 12， 2010，p． 700． 刘鸣主编《21 世纪的全球治理: 制度变迁和战略选择》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20 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的 未来》，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9 期。 元、开放包容、共同治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原 则与理念，为新型全球问题的解决以及全球治理 的多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制度性和规范 性安排。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既对传统的 全球治理机制形成了替代性补充，同时也有利 于通过制度竞争，促使既有的全球治理组织与 机制变革。 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 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应该是积极推 动合作治理。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转变，从而形成合作治理的新图谱。 ( 一) 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 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决策权和话语权 主要基于以实力来衡量的权力逻辑。无论是以联 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还是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 的全球经济治理，或者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 等新型治理机制，大国均主导着决策和议程。然 而，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中，国家的规模和实 力有时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全球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新兴科技等治理中，一些中小国家、跨 国公司甚至个人，能发挥比某些大国更积极的作 用。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可以看到大国有 时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武装 入侵他国，反而成为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安全秩 序的破坏者。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国际社 会面临的主要威胁不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 全球性问题。近年来，大国竞争和国际冲突有所 回归，但全球性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长期 挑战。如果说在地缘政治竞争和国际冲突中主要 遵循“权力逻辑”，即大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责 任，和平与战争主要取决于大国; 那么，为了有 效应对全球性威胁，需要有一种“能力逻辑”，即 那些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更有能力和贡献的 行为体( 国家和非国家) 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 策权。这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出发点和基本 方向。 合作治理不是以“能力逻辑”取代“权力逻 辑”，而是让“能力逻辑”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发挥作用。全球治理不仅需要主权国家在政 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参与和支持，也需要知识、 技术、市场、资本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与主权国 家和政府相比，企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等利用 其市场和专业的优势，在国际抗疫合作和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中显得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一些中 小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在缓和甚至解决国际冲突中发挥着独特 的作用。全球治理需要大国承担更多责任，发挥 主导作用，同样需要中小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参与 政策制订和议程设置。这种开放、包容和平衡的 多边主义正是合作治理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 二) 从“国家”到“非国家” 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 主权国家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政治实体和组织形 态，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也是全球治理 的主要力量。联合国会员国从成立时的51 个发 展到现在的193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几十个发 展到现在的几千个，说明国家仍然充满着活力。 但我们同样应当看到，全球化已极大地改变了国 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对大量全球性 问题和新兴技术的挑战，国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一些国家甚至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尽管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地 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有影响力的个人等都是从国 家派生出来的，或者是国家内部的组成部分，但这 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已显示了其独立 性、自主性以及独特的价值。 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跨国家、超国家、 次国家等非国家的行为体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行为体的多元化。全 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是跨国家和超国家的行 为体。国际组织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公共产品 的提供者、全球议程的倡导者，因而也是全球治理 的主要平台和力量。① 全球治理赤字，一方面是 由于主权国家国际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国际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作用的欠 缺。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和有效解决全球问题，加 强处理特定全球事务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塑造 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关 — 10 — 本期聚焦 ① 张贵洪《多边主义、国际组织与可持续的和平发展》，载于《人 民论坛》2020 年第32 期。 键。地方政府、企业、投资者、城市、社区、智库、民 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构成了次国家行为体。 “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其组织形式的弹性和应对战 略的灵活性等优势，通过组织内拓展、组织间协作 和跨组织伙伴关系等模式将其行动影响力嵌入到 全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等多个层面，提升了 ( 全球气候) 治理机制的密度和治理形式的多样 性。”①可见，在主权国家仍居核心和主导地位的 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 的补充作用。 合作治理就是要动员和整合这些非国家行为 体的力量，使之在全球治理体系及全球议程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形成合作治理的新架构。国家与 非国家行为体存在对立、从属和互补的关系。当 两者的利益和价值发生矛盾和分歧时，应从国际 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出发，依照国际法和 国际规则来处理。国家应支持并为非国家行为体 参与全球治理创造机会和条件，非国家行为体则 应在主权原则下依法依规在全球治理中开展活动 和发挥作用。最理想的状态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和专长，共同致力于全球 性问题的解决。 ( 三) 从“传统”到“非传统” 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不是用来解决传统 的领土、边界、主权等问题，而是用来应对跨国、跨 地区、跨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气 候变化、公共卫生、新兴科技( 基因、纳米、数字、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全球公域( 极地、深海、网 络、外空) 等。非传统安全具有非军事性、跨国 性、全球性、复合性、扩散性、综合性、威胁普遍性、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性等特点，②因而更需要通过 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来应对。 未来可能是大国竞争和全球治理并立的时 代。如果说国家和权力在应对传统安全问题和国 际冲突时仍是决定性的因素和力量，那么，在应对 大量全球性问题、新兴技术的挑战、全球公域的事 务时，就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和协调。以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为例，涉及疾病控制的有六种行为体，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公室、各国国家实验 室、医学非政府组织、当事国卫生部和联合国相关 机构。③ 从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来看，欧盟、非 盟、东盟、二十国集团等开展了区域内和跨区域的 卫生合作和卫生治理，地方政府和企业等次国家 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各 种非正式的国际卫生合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 供了有益的补充。④ 面对大量非传统的全球性问题、威胁和挑战， 国际合作要更有强度、广度和高度，并且更加多元 和创新，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弘扬人道主义精 神，开展人道主义合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 成为合作治理的首要理念。全球合作需要大国和 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决策者承担起领导全球合作 的责任，展示其全球领导力; 同时，中小国家和非 国家行为体也要为全球合作提供建设性的支持和 贡献。如果说，传统的安全和发展问题的解决基 本上有赖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大国及其相互合 作，那么，非传统问题的解决就离不开国际组织、 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多元行为体发挥各自 的独特作用。非传统问题往往是跨国家、跨主权 和跨领土的，因而需要拓展、深化和创新国际合作 路径。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国际贸易和金融 等领域，国际组织间合作正得到更深层次的强化。 国际组织间合作“在倡导并落实治理议程和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的升级两方面具有独立的价值和优 势”，并且与传统的国家间合作相比，国际组织间 合作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从政治逻辑到制度 逻辑、从国家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转变”。⑤ 因此， 作为国际合作的新范式，国际组织间合作引起了 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更多的重视。 ( 四) 从“全球型”到“地区型” 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可能主要不是在全球层 面展开，而是会形成大量次区域、跨区域、区域间 的地区型治理体系。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和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加深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增加了 全球治理的难度。许多国家更加“内向”或倾向 — 11 —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昕蕾《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网络化发展: 模 式、动因及影响》，载于《国际论坛》2020 年第2 期。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4 页。 ［加拿大］马克·扎克、塔尼亚·科菲《因病相连: 卫生治理与 全球政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64 页。 张贵洪、李因才、邱昌情、程子龙《国际合作视域下的全球抗 疫》黄山书社2021 年版第241 页。 王悦《国际组织间合作: 全球难民治理的新范式》2022 年复旦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0—46 页。 于周边和小范围的合作。合作治理将在更多的地 区层面开展。 地区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并 且相互促进和补充。世界上各个大陆都有地区性 的国际组织，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次区域、跨区 域和区域间的合作和合作治理。以中国周边和亚 太地区为例，合作治理呈现扁平化和多元化的特 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分别反映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亚洲地区经 济和政治合作，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则代表了较 为成功的次区域合作治理，从东亚峰会和亚欧会 议到金砖国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成为 跨区域合作和治理的重要实践。在地区合作实践 中，亚太国家探索并形成东盟方式、上合精神、金 砖模式等治理经验和亚洲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 文明观等治理理念。这些经验和理念不仅有利于 本地区的安全和发展，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补 充和启示。但是，亚太地区没有实现有效的安全 治理，反而成为冲突风险很高的地区，除了冷战遗 产和双边军事同盟等历史和现实因素外，安全机 制和安全架构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在政 治团结、经济合作和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建设一种 共同、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机制，是所有亚太国家 的共同使命。 合作治理要求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实现良好 的互动和结合。全球治理主要应对涉及绝大多数 国家和全人类的问题和挑战，往往具有普遍性、长 期性和全局性; 地区治理除了实践全球性议程，重 点是解决本地区面临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往往具 有区域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未来的全球 治理体系应包括全球、跨地区和地区三个层面。 在全球层面，以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 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针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 球公域等全球性的问题和领域，成为真正的全球 性治理; 在地区层面，亚、欧、非、美和大洋洲都有 区域内和次区域的合作机制，是开展地区治理的 主要平台; 在跨地区层面，有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 七国集团、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 的金砖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 同组成的二十国集团，这些是世界宏观经济协调 的主要机制。全球性、跨地区、地区性三个层面治 理之间分工协调，是合作治理有别于霸权治理的 重要特点。 ( 五) 从“经济型”到“社会型” 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可能更聚焦于环境、公 共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更注重以人为中心。 合作治理意味着更多地围绕“社会价值”而不仅 仅是“经济利益”而开展。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 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和主要 目标，也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但是，随着全球 化的深入和人类更高的追求，跨国社会问题越来 越突出，满足人的社会性需求成为治理的更高 目标。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是国家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要求。经济发展 与社会进步往往是同向的，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社 会进步，社会进步又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也 存在不同步的现象，经济发展可能会造成社会不 平等，反过来又阻碍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与 社会进步之间还需要民主政治、法治环境和良好 教育等因素和力量发挥作用。联合国倡导和推动 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核心就是经济、社会和 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2015 年联合国提出的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 个具体目标就兼顾了可 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经济、社会和环境。① 然 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存在不同的治 理逻辑和要求。以贸易、投资和金融为核心的全 球经济治理，以及以气候变化为中心的全球环境 治理都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而涵盖教育、文 化、公共卫生、难民、移民等广泛领域的全球社会 治理相对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治 理体系。此外，可持续发展议程把经济、社会和环 境协调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行动，但国际社会还没 有一个相应的可持续和平议程。把包含预防冲 突、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保持和平等在内的联合 国和平行动升级为可持续的全球和平议程，是一 个努力方向。 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和平的全球议程， 实现全球社会治理，需要大合作的理念、机制和能 力。百年变局下的世界面临系统性的大危机、大 — 12 — 本期聚焦 ①《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参见联合国网 站https: / /documents － dds － ny． un． org /doc /UNDOC /GEN/ N15 /291 /88 /PDF /N1529188． pdf? OpenElement。 考验，需要在功能性和领域性合作的基础上开展 大合作、实现大治理。合作治理具有“多元主体 协同参与、多元利益调和协商、治理效能有效提 升”①等优势，因而在国家内部的乡村、社区、城市 和区域的治理中被广泛运用。同样，在全球治理 特别是从全球经济治理拓展到全球社会治理的过 程中，合作治理也大有可为。 四、结语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体现了从冷战到冷 战结束以及进入21 世纪后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 基本过程和发展方向。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总是 单向和线性的。霸权治理中离不开合作，合作治 理中仍存在霸权。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转型的 总趋势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 是由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 特点、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等因素决 定的。如何避免大国竞争的破坏性影响、维护大 国之间的协调关系、发挥大国的建设性引领作用， 是合作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合作治理本身也要 在协调多元主体、提高治理成效、实现大合作大治 理方面不断探索。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在近十年不断成熟完善， 充分体现了合作治理的理念。2012 年11 月，党 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 革”。2015 年10 月和2016 年9 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 行集体学习。2015 年9 月和2017 年1 月，习近平 分别于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办公室全面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 年10 月，习近平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2021 年9 月和2022 年4 月， 习近平分别在第76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会和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共享 未来的愿景，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联合国倡 导的价值，为合作治理提供了创新的思想基础。 全球发展和安全倡议提出了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 的重点和方向，是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一带 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平台，是国际公共产品，也 是合作治理的创新实践和探索。如何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推动三大倡议的有机结合 和互动，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合作治 理作出贡献的关键。 ［作者单位］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理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 段佩佩］ ① 林杭锋《合作治理: 优势、失败风险及规避之道》，载于《理论 导刊》2022 年第4 期。 — 13 — 本期聚焦

51 2020, No.12 STANDARD SCIENCE 从传统标准化到标准联盟的崛起 —— 全球标准化治理体系的变革 王 平1 侯俊军2 （1.中国标准化研究院；2.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　要：本文考察传统标准化组织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形成的标准化治理网络，以及联盟标准化的崛起，联盟 标准化的特点，与创新的关系，知识产权问题等。作者对比了标准联盟和传统标准化组织各自的特点，总结归纳 出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它们共同形成的全球标准化治理体系的新格局。笔者认为，标准联盟的出现实际上 是全球标准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变革。它彻底改变了标准化领域只有传统标准化组织为产业界提供自愿性标准的局 面，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自愿性的技术标准在市场中的力量，以及自愿性标准化组织在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中的 重要性。标准的私有化对于政府来说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对技术法规引用和政府采购的标准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标准化组织，标准联盟，治理网络，体制变革 DOI编码：10.3969/j.issn.1674-5698.2020.12.009 From Traditional Standardization to the Rise of Consort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Standards Governance System WANG Ping1 HOU Jun-jun2 （1.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ization;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asic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the standards governance network, the rise of standards consortia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relationship with innovation and IPR issues. The authors compare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s consortia and tradi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sum up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s well as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 standards governance system that are formed by them together.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s consortia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reform of global standards governance system. I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at only tradi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provide voluntary standards for the industry. On the other side, it shows the power of voluntary technical standards in the market and the importance of voluntary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i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ndards has important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reference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Keywords: traditional standardization, standards consortia, governance network, system transformation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标准化对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相关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373137）、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与应对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44102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标准治理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7ZDA099）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王平，研究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资深顾问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为标准化历史 和基本原理、标准与创新、企业标准化以及国际标准化等。 侯俊军，博士，教授，长期从事标准化与治理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专著3部。 ·Academic Discussion· 52 标 准 科 学 2020年第12期 1 概 述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伴随信息技术蓬勃 发展，产业界中的联盟（consortia）迅速崛起，为产 业创新和标准化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经过近半 个世纪的发展，联盟标准化已经受到产业界的认可， 传统标准化组织也逐渐接受这一现状，并且积极拓 展把成功的联盟标准引入到传统标准化组织中的渠 道。通过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联盟标准化事实上 已经成为全球标准化的一部分。ICT技术领域的产业 创新是推动全球标准化体制变革的重要动力。联盟 标准化和传统标准化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形成了互 补的治理网络——这两种标准化模式共存的全球标 准化治理体制。 在本研究中作者用“传统标准化组织”表示随 着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标准化组织，也称为“正式标 准化组织”或“SDO”①。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IEC、ITU，部分区域标准化组织、各国的国家 级标准化组织以及一些老牌的协会标准化组织等。 传统标准化组织区别于那些随着ICT 产业发展而产 生的标准联盟（Standards Consortia）。标准联盟也称 为“非正式标准组织”。这类组织的会员模式和制定 标准的模式与传统标准化组织不一致，不采用严格 的协商一致，运行模式更加灵活，标准制定周期大大 缩短。本文主要论点：（1）传统标准化组织已经形成 全球标准化治理网络②；（2）传统标准化组织与标准 联盟已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3）ICT技术的发展促 使全球标准化体系进行了一场结构性的变革。 本文首先对现有传统标准化进行综述，然后考 察联盟标准化的崛起，联盟标准化的特点，与创新 的关系，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联盟标准化和传统标 准化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总结出传统标准化和联盟 标准化的互补关系，共同形成的标准治理网络。最 后是结论。 2 传统标准化综述 2.1 传统标准化组织形式和特点 上个世纪中期传统工业标准化组织逐渐形成体 系，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区域标准化组织、国家标 准化组织、部分老牌的协会标准化组织等。发达国 家的标准化组织由于受到民间非营利组织（协会组 织）的影响，其基本组织形式大部分都是采用会员 制的非营利组织（王平，2005）。组织构架有会员大 会、董事会等。组织的运行由章程做出具体规定。 组织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标 准销售和市场服务（如企业标准化培训）收入等， 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美国IEEE、 ASTM、NEMA等，欧洲的英国BSI、德国DIN、法国 AFNOR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工业当中有大量跨企业技术协调的需求，存在 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以及全球化的工业生产网络 （IPN）之中。这种技术协调的需求造成企业把自己 的相关技术推荐到标准化组织的动因。在工业生产 网络中，一个企业的技术固化到标准之中就会让该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如果其他企业 的技术成为标准就有可能会增加自己的转换成本。 所以企业由于市场竞争的本能会主动让自己的工程 技术人员积极参与标准化组织的会议，努力承担标 准的制定工作，争取把自己的技术纳入到标准之中。 传统标准化组织开展具体的标准化工作一般 都是按照各技术领域建立不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 C）。例如：I S O共有2 4 8个T C；各个T C负责不 同的技术领域；每个T C下面还细分为若干分技术 委员会（SC）；SC下面还设置不同的工作组（WG， Working Group），负责某一具体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对于每一个具体标准制定项目还要设立专门的起草 小组。这种委员会产出的标准常常被称为“委员会标 准（committee standard）”。传统标准化组织的这种 层级组织构架很好地适应了工业产品和服务对应众 多工程技术领域标准化的需求。 由于标准化组织起源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所以 其“自愿性”是一个显著的特点③。首先，参加标准化 组织是自愿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自由参加。进入 注：① SDO为“标准开发组织”的缩写词，这是国外文献中对传统/正式标准化组织的通常用法，即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② 信息通信技术的简称，即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术研讨· 53 2020, No.12 STANDARD SCIENCE ·Academic Discussion· 和退出都是自愿的。所有的人在其中承担的工作都是 “志愿者”的角色，无论是一般的参加者，或者是承 担TC、SC的主席、副主席、工作组组长或起草组组 长职务等。由于是志愿者，标准化组织并不向这些志 愿者支付报酬，也不给报销差旅费。所有这些花销都 由利益相关方（企业或其他机构）自己承担。第二， 标准的实施也是自愿的，企业是否执行某一标准， 主要是取决于企业自己的判断——该标准是否适用 于其产品，是否有利于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虽然 标准化组织具有自愿性，但是这种组织在市场中却 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市场对自愿性标准的强制力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usch L，2011:17-23）。 传统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坚持“开放透明、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 其中的“开放”是指标准化组织的会员体制对所有 利益相关方都是开放的，“透明”是指标准制定流程 对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是公开的，不能有暗箱操 作；“协商一致”是指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在委员会 做出决策之前必须对所有反对意见进行深入讨论， 而且要有明确的结论性说明；协商一致不一定百分 之百达成一致，例如：ISO投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要 求反对票不超过投票人数的1/4，同意人数要超过 2/3。这种做法很容易获得企业的信任。企业如果有 标准需求，也愿意到这类标准化组织中提出自己的 提案。经过长期运行，传统标准化组织为打通产业 链和全球生产网络（GPN）在技术层面建立了标准平 台，获得了很高的权威性和组织合法性。 制定标准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协商民主的过程。 Murphy C N & Yates J A（2009:11-17）指出，“很多 私营部门参与方，包括生产和使用各种工业物品的公 司和消费者，负责设计产品的工程师，以及为工程师 提供科研成果的科学家，都有极强的动因在公共标 准上达成一致”。传统标准化组织因此能够吸引众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标准化组织中。 传统标准化组织的制定标准流程一般分为若干 个阶段，规定在每个阶段中不同角色和利益相关方 的职责，确立定期/不定期会议的基本规则、投票规 则等等。这种组织还要设立正式的申诉程序。当会 员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者看到标准制定过程 中没有执行规则，出现被少数人操控的情况，可以 按照正式的申诉程序进行申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 让所制定的标准能够被工业界普遍接受，得到广泛 的实施。另一方面，产出的标准被市场认可之后，标 准化组织本身就能够在工业界建立权威性，获得市 场的合法性（legitimacy ④）。经过标准化的长期实 践，“开放透明、协商一致”是被传统标准化组织普 遍认同的标准化基本原则，其重要性关乎标准化组 织在市场中的存亡。这一类标准还被称为“协商一 致标准（consensus standard）”。 在传统标准化治理体系中，如前所述，发达国 家的标准化组织一般都是民间非营利组织占主导地 位。但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标准化组织主要都是政府 组织。由于第三世界的产业相对落后，标准化能力比 较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拿出一部分资源支持 标准化是一种合理的政策选择。但是从总体来说， 在全球标准化体系中主要是民间非营利标准化组织 占据了主导地位⑤。当然，发达国家的国家级标准化 组织也有例外，例如：加拿大标准理事会（SCC）、日 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ISC）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国 家级标准化机构。这些组织所形成的运行模式有其 历史原因。但是即便是政府组织的机构，他们也要成 立民主决策的董事会（board）或委员会，机构的体系 构架和运行机制都要体现“公开透明、协商一致”的 基本原则，开展标准化工作同样要成立TC和SC等， 以确保所制定标准的市场适应性。 2.2 传统标准化全球治理网络 在全球传统标准化治理网络中，每一个标准化 组织本身有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参加委员会 的代表都是来自工业界、研究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来 自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一般都具有双重面孔，他一方 注：③ 非营利组织没有政府的强制性手段。 ④ 这里是指管理学领域中所论证的组织合法性。它区别于法律界的合法性。组织合法性与公众的认可程度有关。参见：郭毅等( 2006)。 ⑤ 由于第三世界的产业水平和标准化能力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他们在国际标准化中的声音很弱。大多数国际标准化的游戏规则都是发 达国家主导确立的，主要的国际标准也都是由发达国家主持制定的。 54 标 准 科 学 2020年第12期 面是一个专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具体的工程 经验，同时他可能还要代表企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相关方在这样的组织中实际上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 网络，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机构，按照标准化组织的 要求完成各种标准化工作，讨论其中技术问题，有的 时候讨价还价，还有的时候需要互相妥协。最终要经 过投票达成技术协议，产生正式的标准。每一个标 准化组织都是由这种若干类似的治理网络组成。 标准化组织的每一个TC、SC本身就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委员会。如果TC和SC的工作领域发生重叠， 它们之间的一种协调机制就会发挥作用。例如：不同 的TC、SC之间互派联络人（liaison）。联络人负责在 两个不同的TC、SC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或者干脆 把互相重叠的部分进行重组，组建联合工作组，联 合工作委员会等。ISO/IEC JTC 1信息技术联合技术 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是在原 ISO/TC 97（信息处理标准技术委员会）、IEC/TC 83（信息技 术设备技术委员会）和IEC/ TC 47/SC 47B（微处理 器分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标 准化组织，都有无数TC、SC在同时运作，大量的标 准化专家参与其中的工作。仅仅ISO就有大约10万标 准化专家，那么可以估算全球标准化治理网络中的 标准化专家大约有数十万人。这些标准化工作者大 部分来自工业的第一线，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之外还 定期参加标准化组织的会议。他们在标准化组织中 是骨干，同时承担工业界和标准化组织之间的双向 信息传递功能。标准化组织通过他们把触角伸向工 业界的各个角落。 工业中的创新技术和工程经验通过来自工业界 的标准化专家带入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经过利益 相关方的深入讨论和协调，最终形成正式的标准（技 术协议），创新技术因此被固化在标准之中。这个治 理网络反过来还把正式标准向工业界传播。另一方 面，任何一个标准化组织都有自己的机制向工业界提 供标准信息、开展培训、销售标准等服务。各个国家 的标准化组织需要履行ISO和IEC的会员职责，它们 不但要负责销售自己制定的国家标准，还要负责推销 ISO和IEC的标准。全球标准化治理网络在现实中承 担了通过标准化汲取工业中的创新技术，在标准中 固化技术，让标准承载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功能。 3 伴随ICT产业发展起来的标准联盟 3.1 标准联盟组织的崛起 产业联盟（industrial consortia）最早起源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首，也包括欧洲和日本等发 达国家开始产业联盟的实践。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 技术研发联盟（R&D consortia）。这种联盟的主要功 能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参与的企业共 享研发成果。ICT产业中的竞争异常激烈，包括下游 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以及上游的技术竞争。产品的互 操作性成为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技术的 快速发展和复杂性，必然出现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的 需求，特别是竞争企业（持有替代技术方案的企业） 之间的合作需求（Baron J & Pohlmann T, 2013）。联 盟是一种资源共享和快速研发的企业合作方式，也 是一种应对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方案，包括人力、 资金、技术专利、实验环境资源，等等。企业之间共 享研发成果，快速产品化，达到快速提高企业市场 竞争能力的目的。联盟成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行业进行技术/市场协调的结构性特征 （Hawkins R, 1999）。 R&D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案例存在，有 的研发联盟甚至成为国家之间科技和产业竞争的 工具。例如：1976～1979年，日本政府支持富士通、 日历、三菱电机、日本电器和东芝5家日本主要的半 导体公司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合作产 业联盟（VLSI consortium），合作研发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生产技术，帮助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成 功实现技术赶超。1987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由 IBM、TI、Lucent（AT&T）、Digital Semiconductor、 I n t e l、M o t o r o l a、A M D、L S I L o g i c、N a t i o n a l Semiconductor、Harris Semiconductor、Rockwell、 Micron Technology和HP共计13个半导体公司组建半 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SEMATECH），合作研 发半导体产业先进制造技术、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 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竞争地位（陈小洪等，2007）。 美国政府每年的支持力度达1亿美元（I r w in D A , Klenow P J，1996）。 ·学术研讨· 55 2020, No.12 STANDARD SCIENCE Corey E R（1997）认为，美国的技术研发联盟 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这种联盟的典型功能包括：新 工业过程技术开发和扩散、技术教育和培训、环境 研究（健康和安全）、供应产业（supply-industry）⑥ 基础构架开发、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g raduate education）支持、终端产品开发和商业化、工业标准 制定、工业灾难和危机应对。所以，标准联盟属于 R&D联盟的一类。 最初，ISO/TC97⑦与ITU之间的工作重叠并且协 调不力让ICT业界对整个传统的正式标准化组织开始 有了负面的看法。后来ISO/IEC JTC 1制定的互联网 开放系统互连七层参考模型（OSI）被产业界束之高 阁，以及IETF⑧制定的TCP/IP网络协议在产业的实施 大获成功，让产业界和学术界更加看清了传统标准化 程序过于复杂且效率低下，与标准的开发人员和用户 相距遥远。这也是联盟强劲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标 准联盟的第一个原型于1961年出现在欧洲（Hawkins R, 1999）——欧洲计算机制造商协会（ECMA）⑨。 ECMA虽然自称为协会，但是学术界把它归类为联 盟。ECMA的会员资格是自愿的、全行业的、面向国 际的（主要是欧洲的）；其会员分为4个不同的级别， 正式会员、联系会员、中小企业会员、小型私营公司会 员；其运行经费来源是成员的会费，级别高的会员交 的会费高；小企业交的会费低。它与传统标准化组织 的最大不同点是其标准化程序的“非正式性”。 上世纪60年代ECMA成立的时候，美国反垄断 法不允许若干公司自由联合起来开发共同的技术规 范 （Swankin, D. A.,1990），企业只能参与传统标准 化组织的标准化。到了1988年，美国的综合贸易与竞 争法案⑩放开了对企业间合作研发的法律约束，鼓 励美国公司之间更紧密的研发合作，而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联盟的组织形式才得以出现（Hawkins R.， 1999）。后来的发展证明，美国的联盟组织是世界上 最活跃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从1986年到20世纪 末，ICT领域的联盟数量从屈指可数的几个增加到 多达100多个。形成的总体格局是，大多数联盟的总 部在美国国内，但是会员是来自全球的国际企业，包 括美国本土、欧洲、日本和韩国的大型跨国公司—— 都参与美国的组织。许多欧洲和亚洲的大公司都是 美国重要联盟的创始成员。标准联盟组织的出现引 发了标准化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Blum U, 2008）。 3.2 标准联盟组织形式和性质 联盟是由若干企业和其他组织联合而成，其 运行靠会员缴纳的会费或参与方的资助，目的是协 调技术、制定标准/规范和市场开拓活动。联盟的 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其成立直接对市场做出反映。 Pohlmann T（2014）的分析表明，不同联盟在组织结 构、政策和章程、目的以及其他特征方面表现出极 高的异构度。Updegrove A. 认为11 ，“从结构12 上讲一 个联盟可以是公司之间松散的、非法人的联系，也可 以是有正式办公地点，有营销、技术和行政人员以及 数百万美元预算的法人实体。而最常见的组织形式是 在这两者之间——签署合作协议的协议集团13 ”。陈 小洪等（20 07）把产业联盟定义为市场经济中的企 业间组织，是为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而设立。 他们认为，在产业联盟中企业仍然保持独立性，…… 可以吸收学校和研究机构参与，政府也可以发挥作 用，但是企业应当是产业联盟的主体；产业联盟的 法律形式可以是书面的合作协议，也可以是正式或 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各类非营利组织；产业 联盟的目标通常是解决具体的产业共性问题，如研 究某些共性技术，建立产业技术标准，打造某项创 新技术的产业链，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社会规则等； 产业联盟具有明确的存续时间。一旦设定的产业目 注：⑥ Supply-industry特指水、电等供给产业。 ⑦ ISO/IEC JTC1的前身。 ⑧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http://www.ietf.org/ 2013年3月182日访问。 ⑨ 参见：https://www.ecma-international.org/memento/history.htm。 ⑩ t he 1988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见：Updegrove A. What is a Consortium? https://www.consortiuminfo.org/essentialguide/whatisansso.php#startcontent。 这里的“结构”应该理解为组织形态。 Updegrove A. 在这里用的是“joint venture, under a joint venture agreement”，是一种通过协议运行的企业联合体。参见What is a Joint Venture? https://www.thebalancesmb.com/what-is-a-joint-venture-and-how-does-it-work-397540 。 11 12 13 ·Academic Discussion· 56 标 准 科 学 2020年第12期 标完成，产业联盟就要解散或转型。 所以，联盟可以是一个正式的法律实体（如协 会、合资公司等），也可以是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 （partnership），或者是一个协议集团。协议集团通 过协议确立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联盟可以独 立运行，也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管理。例如IEEE就管 理着若干产业联盟，我国的CC SA 14 也有类似的模 式。大部分联盟都是会员制，其运行资金来源一般 依靠会员缴纳会费的形式。联盟的会费差距很大， 有的仅仅几百美元，也有的高达数十万美元，这取 决于联盟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有多大15 。Hawk ins R. (1999) 认为联盟最主要的特性是其“非正式性 （informal）”——虽然联盟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 议程，但是用以确保实现目标和议程的程序却是“非 正式”的。联盟可以相对封闭，只让少数企业参加， 会员分级、更少的技术协调，不需要严格的协商一 致，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可以同步进行。结果是制定 标准的时间大大缩短。 大多数联盟是由创始人成员组成的核心小组建 立的，主要那些跨国信息通信技术供应公司和/或大 型国家公共电信网络运营商。Updegrove A.指出，联 盟的成员通常包括两类——“推动者（promoters）” 和“采纳者（adopters）”。推动者是联合开发技术的 正式成员和共同所有者。他们对所开发的任何标准/ 规范拥有唯一的控制权。采纳者对技术规范本身没 有控制权。所以采纳者如果依据技术规范开发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时候需要从推动者那里获得许可。 可以看出，这里的“推动者”的含义实际上指的是技 术创新和制定标准的主导企业，而“采纳者”实际上 指的是技术跟随企业。 纵观联盟的发展，其生命往往是不稳定的，不 断有新的联盟产生，也不断有合并或退出。但是其 中有一部分联盟被认为是影响国际ICT技术发展和 政策方向的主要力量（Hawkins R. 1999）。例如： W3C、3GPP、OMG、IETF、DVB 16 等。很多联盟专注 于市场研究、信息共享或研发的协调，但大部分联 盟都同时研制、发布并推广技术标准/ 规范。虽然 联盟在标准化项目中使用的工作方法在表面上看与 SDO非常相似，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流程往往是简化 的，能够快速产出标准/规范。 3.3 后标准化与前标准化 对于一个传统的标准化组织来说，其主要工 作内容就是制定标准，最终的产出也只是发布标 准。如前所述，传统产业标准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标准化滞后于技术的发展，要等到技术相对成 熟之后再开始标准化工作，属于后标准化（reactive standardization）。传统产业标准制定周期一般也相 对比较长，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IEC制定一 个标准需要3~5年的时间，这对传统产业的技术生命 周期来说还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传统产业的技术生 命周期一般都很长，少则三五十年，长则上百年的时 间。图1表示了传统产业中的研发投入、标准化投入 和技术的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 ICT标准化与传统产业的标准化相比有很大的 不同。从2 0世纪末开始，由于ICT技术的发展完全 打破了传统标准化已经建立的秩序。上个世纪80年 代，微电子技术和支撑计算机芯片制造创新的摩尔 定律使得芯片的性能快速提升，每隔18个月芯片的工 艺和集成度会增加一倍，性能也会提升一倍，从而 带动了硬件的更新换代，软件也因此受到持续更新 换代的压力。结果是ICT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技术的快速更新对标准化造成了极大压力，现在很 多ICT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已经不能再像传统标准化 那样按部就班了。标准化不得不改变传统模式，在 刚开始研发投入的时候，标准化就开始介入，出现了 标准化和技术研发几乎同步的现象（如图2所示）。 这在传统标准化领域从来没有过。Jakobs K. (2000) 指出，传统领域的标准化属于后标准化（r e a ct ive standardization），信息技术领域中的标准化属于前标 准化（proactive standardization）。后标准化一般是在 注：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 。 A STM Technical Committee Officer Handbook, https://www.astm.org/TechCommitteeOfficer_Handbook.html; Technical Committees by 参见：https://www.consortiuminfo.org/aboutsite/ 。 W 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3GPP: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OMG: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IETF: Internet E ngineering Task Force; DVB: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14 15 16 ·学术研讨· 57 2020, No.12 STANDARD SCIENCE 技术相对成熟并形成产品之后的标准化。而前期标 准化则是在技术并未成熟就要定义未来产品需求的 标准化。很显然，前标准化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图1 传统产业中的研发、标准化和技术生命周期 （来源：王平，2014） 图2 ICT技术的标准化，标准化投入和研发投入几乎同步 （来源：王平，2014） 绝大多数前标准化都是在联盟中进行的。联盟 的工作内容远远超出制定标准本身。因为技术的发展 并不成熟，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在过程之中，市场的 拓展还很初步。很多关键的技术标准在其还不是很 完善的时候就已经付诸实施。联盟与传统标准化组 织的不同非常重要，它说明企业在联盟中寻求协调行 动的动因。很多创新企业基于战略的考虑在其互操 作性技术并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试图把这种技术方案 制定为标准（Grindley P, 1995），利用网络的外部性和 马太效应（正反馈）以及技术的锁定效应迅速扩大客 户群体，提高设备和终端的客户安装基数（installed base），进而扩张基础设施网络和客户终端网络。在扩 张的过程中从客户的反馈找出标准和技术存在的问 题，通过软件升级和系统升级再逐步完善。 很明显，传统标准化组织的技术成熟之后再开 展标准的工作模式在ICT领域已经跟不上形势。在 ICT领域中技术的研发协调、标准的协调、企业的竞 争、甚至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混合交织在一起。技术 标准的竞争异常激烈。对于联盟来说，在技术研发 的早期阶段就要把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和市场上需 要这些技术的产品供应商联系起来，技术研发与制 定技术标准/规范相结合，最终的产出是要完成相应 市场协调，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规范，通过标准/规 范创建一个业务群体。技术的协调和标准的协调同 时进行。联盟对此似乎比传统标准化组织处于更独 特的地位，更易于发挥作用。联盟相对于传统标准 化组织还有一个很大不同点，就是它只对自己的成 员负责，不对任何公共利益负责。 3.4 标准中的必要专利（SEP） 传统产业的标准化通常不与专利发生关系。在 信息产业发展之前（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 前），几乎所有的传统标准化组织都拒绝具有专利 的技术制定为标准。在那个时候，标准化界有一个 普遍的共识，专利代表的是企业私有权力/ 私人利 益，而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经过了协商一致过程， 它代表的是（准）公共利益/产业利益。代表私人利 益的专利是不能进入标准的。好在传统产业中的核 心技术和专利是可以剥离的。企业很容易判断，哪 些技术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制定为专利，而哪 些技术不属于核心技术但是需要到外面去找标准化 组织，争取制定为标准。 ICT产业的发展让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几乎所有的标准都和企业的核心技术是关联的。联 盟组织一般只涉及很窄的专有技术，进入的门槛较 高，不采用正规的标准制定程序，组织中的成员属于 产业中少数领先企业，他们联合起来把持着技术专 利，而且把专利技术制定为标准，成员之间采用交 叉许可的方式，对外则通过实施标准收取高额专利 费。这种情况突出体现在信息网络的兼容性和接口 的技术上。信息产品的兼容性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 因素。所有的信息化接口和通信协议都需要制定为 标准，而所有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实现都需要企业 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标准、专利形成一种无法分 割的绑定关系（Wang P，2011）。标准因此一跃成为 ·Academic Discussion· 58 标 准 科 学 2020年第12期 企业竞争的战略要素，由于专利问题涉及到企业的 切身利益，所以任何标准化组织都需要解决好标准 的必要专利（SEP） 17 问题。 解决SEP问题对于标准联盟来说相对容易。因 为标准联盟几乎与SEP问题同时出现。他们一开始 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联盟是相对灵活的组织， 他们并不想把市场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拉进组 织，会员相对较少，所以比较容易协调。他们对于专 利披露问题，交叉许可问题以及对外收取专利费问 题等都能很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对传统标准化组 织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刚开始的时候却相对困 难，因为这和传统认知相抵触。但是后来这些组织 发现专利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必须加以解决，否则 就会落后于ICT技术的发展。这也是后来在标准化 组织中普遍采用R AND/ FR AND 18 专利政策的重要 原因。这种专利政策要求专利持有人必须在制定标 准的过程中披露其专利，并且同意采用公平合理无 歧视（RAND/FRAND）基本原则进行专利许可。因 为这个原则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 在学术界还是在标准化界的争论依然很大。传统标 准化组织的专利政策在后来基本上都接受了RAND/ FRAND方案，而且能够相对比较一致。标准联盟的 专利政策大部分也都能接受这一方案，但是他们在 具体条款上却并不一致（Pohlmann T,2014）。 学术界有一些研究结论值得注意。由于网络化 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可能有若干企业同时开展同一 技术标准方案的创新，形成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是 碎片化的局面（Farrell J., Simcoe, T., 2012; Simcoe, T., 2012）。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所有权分散于 不同的市场主体，企业之间往往出现激烈的技术竞 争。当不同企业都在某一标准中拥有既得利益时， 在传统标准化组织中可能会很难协调。标准联盟可 能是解决协调失败和缓和利益冲突的一种相对容易 的方法。不同的竞争企业在标准联盟中协调研发决 策，使得联盟内部的企业能够联合对抗外部的竞争 对手（Leiponen A E, 2008），主要好处是能够节省 重复研发的成本，避免研发资源的浪费（Ir win, D., Klenow, P, 1996）。Baron J, Pohlmann T.（2013）的研 究表明，当很多公司拥的专利数量近似时，他们成立 标准联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而且当制定标准的公 司之间技术重叠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形成 联盟；或者说，具有替代性研发项目的公司更有可能 成为同一联盟的成员。这意味着虽然都是互相竞争 的公司，但是他们更有可能结成技术标准联盟进行 研发协调。而技术专门化的，即专门研究标准中的组 件技术形成互补的公司，反而不太可能参与联盟。 事实上，通过在联盟中的前期研发协调，具有替代 研究能力的公司还可以更好地预测传统标准化组织 SDO工作组中的技术选择决策，评估与技术提案的 竞争实力，并阻止潜在竞争对手进入专利竞争。由此 可见，标准联盟一方面适应了ICT产业对标准快速响 应的需求，另一方面它能够较好地解决伴随SEP出 现的很多问题，如竞争问题、利益冲突问题、协调失 灵问题等等。 4 讨 论 4.1 传统标准化组织与标准联盟之间的对比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在这里对传统标准化组织 与标准联盟的不同点进行归纳（见表1）。 （1）组织类型。传统标准化组织类型相对简 单，一种是正式的民间非营利标准化组织，另一种 是政府主导设立的标准化机构。联盟组织形式是多 样化的。其最常见的形式是协议集团。协议集团通 过合作协议确立组织目标和工作内容、组织的构架、 组织运行方式，会员及会费、制定标准流程等。联盟 还有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例如：成立正式的非营 利组织或公司实体，或者仅仅是非常松散的企业之 间的合作。松散的组织虽然签署合作协议，但是并 没有企业之间的资源集中；合作目标和内容的具体 实施依然由企业各自独立运作。 注： SEP: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R AND为合理无歧视（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为公平合理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I SO, IEC, ITU的专利政策见ISO, IEC, ITU (2016)。 17 18 ·学术研讨· 59 2020, No.12 STANDARD SCIENCE 表1 传统标准化组织与联盟的对比 对比要素传统标准化组织标准联盟 1 组织类型 非营利组织或政府 组织 多样化：非营利组织、 公司实体、协议集团 （最常见）/松散的公 司联合体 2 协调/决策 类型 公开透明、协商 一致 简化、大致的协商一 致， 3 研发、标 准化、标 准实施 仅负责制定标准， 不涉及技术研发和 标准的实施 研发与制定标准/规范 并行，负责技术协调/ 标准的协调，产出标准 和业务群体和局部协调 的市场 4 正式与非 正式 复杂的TC、SC、 WG组织构架，严 格的制定标准流程 和决策程序，吸纳 尽可能多的利益相 关方，强调会员的 平等关系，制定标 准周期长 简化的组织构架、非正 式的标准流程和决策程 序，较少的利益相关 方，组织的发起公司可 能其主导作用（会员分 级），制定标准周期短 5 前/后标 准化 后标准化：开始于 技术相对成熟，形 成产品之后 前标准化：与技术研发 平行，定义未来的产品 6 专利政策 早期没有专利政 策，后采用RAND/ FRAND政策 基本都采用RAND/ FRAND政策 7 稳定性与 寿命 稳定，寿命相对长不稳定，寿命相对短 8 运行经费 会员缴费和标准销 售收入两部分 主要靠会员缴费，标准 大部分免费下载 （2）技术研发与标准化。传统标准化的范围一 般都是相对很宽的工程技术领域，其标准化工作一 般要设立很多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工 作组等层级式的组织构架。例如：ISO有148个TC， 加上SC、WG，数量不计其数。传统标准化组织的产 出仅仅是标准。技术的研发以及标准的实施过程并 不在标准化组织的职责范围之内。而联盟针对的技 术领域一般都相对比较窄，相对于传统标准化组织 来说，它针对的可能仅仅是某一个，或者是非常有限 的几个技术领域。其标准化虽然也可能采用与传统 标准化组织类似的技术委员会结构，但是其构架相 对简单，而且趋向于扁平化。标准联盟一般都和技 术研发紧密关联。研发可以在联盟的内部，也可以在 联盟的外部，但是联盟需要做技术的协调和成果的 共享，以及与技术成果相关的标准/规范的制定。所 以联盟的产出不仅包括技术标准，还包括能够共享 的技术成果，同时形成了市场中的业务群体。可以 说，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市场。 （3）正式与非正式特性。传统标准化组织要尽 可能多地吸引利益相关方到组织中来，建立非常严 格的标准制定流程和决策程序，以确保公开、透明、 协商一致的宗旨能够真正落实。经过上百年的标准 化实践已经证明，传统标准化组织能够在技术生命 周期较长的工业领域提高企业信任度，建立组织的 权威性和市场合法性。传统标准化组织往往又被称 为正式标准化组织。但是面对高速发展的ICT领域， 传统标准化组织确实显得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快速 产出标准的需求。标准联盟的“非正式”特性在ICT 领域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它们的会员仅仅吸纳相 对较少的利益相关方，其标准制定流程和决策程序 也都力求简单，并不采用严格的协商一致。组织中的 核心主导企业和技术跟随企业之间的地位也不一定 完全平等（会员分级），技术协调的难度降低。其结 果是制定标准的周期大大缩短。标准联盟往往又被 称为非正式标准化组织。 （4）“前标准化”与“后标准化”。相对于产 品来说，传统的标准化属于”后标准化”（reactive standardization）。也就是说，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企 业已经有了相应的产品，然后在标准化组织中才讨 论标准的需求，进入制定标准的阶段。而联盟的标 准化属于“前标准化”（proactive standardization）。 技术处于研发阶段，产品并未形成，而在此时就要 用标准/规范定义未来的产品。联盟把开始制定标准 的时间大大提前了。联盟当中的技术研发、企业之间 的利益协调、标准/规范的制定是交织在一起的。联 盟的“前标准化”制定的标准在发布之后可能还会 面临市场的竞争，而且面临有可能失败的风险。 （5）专利问题。早期的传统标准组织通常不允 许专利进入标准，认为标准是（准）公共品，可以代 表公共利益。在政府制定的技术法规中以及在政 府采购中引用传统标准化组织的标准是理所当然 的。在IC T 技术领域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互操 作性技术一般都会包含企业的核心技术，肯定会被 申请为专利。这种技术同时又涉及到信息网络的接 口或通信协议，所以还需要制订为标准。这两者无 法剥离，形成互相绑定的关系（王平，2011）。所以， 几乎所有的联盟组织都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政策（如 ·Academic Discussion· 60 标 准 科 学 2020年第12期 20 RAND/FRAND政策），允许专利进入到专利之中。 这种专利政策也体现了联盟会员之间的利益博弈。 传统标准化组织后来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也陆 续制定相应的专利政策，有限允许专利进入到标准 之中。标准中加入了专利，肯定不能再被认为是公共 品，继而出现了标准私有化（Schoechle T, 2009）。 （6）组织稳定性与寿命。传统标准化组织具有 相对稳定性，组织寿命很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IEC、ITU以及各个国家的国家级标准化组织经过百 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标准联盟的组织稳 定性比较差，生命周期相对较短。有些在上个世纪曾 经很活跃的联盟，到了21世纪之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其中有的因为运行不成功，也有的达到组织目的之 后就自动退出了。当然，也有标准联盟能够持续相对 较长的生命周期。Pohlmann T.（2014）的实证研究指 出，规模较大的联盟持续时间要长的多；会员分级以 及关注的技术面很窄的联盟都可能会较早的终止。 （7）组织运行的经费。传统标准化组织的运行经 费来源包括会员缴费和标准销售收入两部分。但是联 盟的运行经费主要靠会员缴费，标准大部分都向社会 提供免费下载。这可以解释为，一方面联盟的发起方 都是资金雄厚的跨国企业，所缴纳的会费就足以维 持联盟的运行，另一方面由于标准联盟制定的标准可 能还要遇到市场竞争，标准免费下载的策略能够让标 准信息在产业当中迅速传播，对市场竞争有利。 4.2 新的标准化格局 4.2.1 传统标准化组织的地位依然稳固 传统标准化组织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在技术演变 较慢的产业（传统产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传统 标准化产出的标准是全球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宝贵财 富。所有这些标准都需要继续进行维护，如定期进 行复审和修订，继续向工业界提供可持续的服务。由 于信息通信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新材料的不断 涌现，也为传统产业标准化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例如 汽车工业的自动驾驶技术和电动汽车、半导体智能 照明、智能家电，3D打印等标准化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传统标准化组织开始从传统产 业的技术领域拓展出社会领域的标准化，而且不断 向新的领域扩展，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 系、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反贿赂，等等。有学者认 为，由于各国政府治理主体无法在国际层面行使权 力，所以ISO和IEC这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在全球 公共事物中成为了公共品的提供者（Murphy C N & Yates J A , 2009:68-88）。 虽然在ICT领域显示出了一定的劣势，但是传统 标准化组织在其中的很多领域中依然活跃，而且发 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软件工程，计算机语言、数据 管理和交换等。有些网络通信领域的标准化并不是 短期的工作，例如网络安全、云计算、量子计算、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等19 。所有这些，ISO/IEC JTC1， ITU-T等标准化组织依然成果不断。 4.2.2 标准联盟在ICT领域蓬勃发展 经过大约三四十年的发展，联盟组织在ICT领域 的创新和标准化已经被工业界广泛承认。ICT领域 的技术复杂性迅速增加，出现很多细分市场，技术 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产品多样化，而且不断有新产品 出现，也不断有产品消失。互操作技术的研发阶段 需要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联盟成为企业联合创新 的新兴组织，并且把启动制定标准/规范的时间提到 形成产品之前，用标准/规范定义未来的产品，形成 超前标准化的模式。创新和开发标准是交织在一起 的。联盟标准也被称为公共可用规范PAS 20 。 联盟的活跃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新的活 跃程度，成为ICT产业中的结构性特征。在ICT领域中 的接口技术和互操作技术与专利是无法剥离的，在 市场竞争中，企业总是试图把专利与标准结合起来。 标准联盟在ICT领域已经占据了有利地位，其超前标 准化能够快速响应市场中技术创新的需求，是传统 标准化组织所无取代的。联盟也有弱点，具有一定的 不稳定性，组织寿命可能相对较短。随着不断有创新 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新的联盟不断涌现，但是也常常 出现联盟的重组或退出。联盟的标准/规范在市场中 注： ISO/IEC JTC1，ITU-T的情况参见：https://www.iso.org/committee/45020.html ，以及 https://www.itu.int/en/ITU-T/studygroups/2017-2020/ P ages/default.aspx 等。 S EP: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19 ·学术研讨· 61 2020, No.12 STANDARD SCIENCE 还会遇到其他竞争者，而且还有失败的危险。 4.2.3 标准联盟和传统标准化组织的关联机制 传统标准化组织标准联盟之间并不是截然无关 的两个部分。为了弥补各自的不足，它们各自都具有 与对方建立关联机制的动因。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RC, 1995）认为，为了能够让标准获得市场的认 可，联盟组织往往会“事后”选择获得正式标准化组 织（如ANSI）的承认，特别是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IEC的承认。不稳定的联盟可能逐渐发展成更 加开放的协会组织，也可能在完成使命之后会面临 解散的可能性。所以，确实有部分联盟希望把他们制 定的标准提交到比较稳定的传统标准化组织，让他 们的成果能够保持时间上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虽 然传统标准化组织在快速响应ICT市场需求方面无 法与联盟竞争，但是他们可以向联盟打开一扇门，建 立与标准联盟组织互相联络和协调的机制，让联盟 组织的标准尽快纳入到自己的标准体系当中。 例如：ISO除了正常制定发布的国际标准（ISO Standard、ISO技术规范TS）之外，还另外增加了多种 不同形式的并不称为“ISO标准”的文件，如ISO技术 报告（ISO/TR）、ISO公共可用规范（ISO/PAS）、国际 研讨会协议（IWA） 21 等，都是为了快速产出一些市 场急需的标准文件，设法把外部其他机构（联盟/论 坛等）现成的标准/规范快速转化为ISO的文本。ISO/ IEC JTC 1的业务规划22 当中就明确指出联盟/论坛 标准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正式的制度文件建立有效 的机制23 ，让联盟的标准快速进入到JTC1的标准制 定流程当中，包括快速通道（fast tracking）和PAS转 化程序。其中PAS转化程序具体规定了外部机构向 JTC1提交转化PAS的具体流程。通过这个程序JTC1 批准了有资格提交PAS的联盟有12家（如OASIS 24 、 OMG、OGC、W3C等），批准成为国际标准的有115 项25 。类似的，IEC认为它和联盟可以形成双赢的伙 伴关系，双方可以互为联络员组织（liaison），各自都 可以派人到对方的组织中，参与对方的标准化。目前 与IEC开展合作的联盟有10家26 ，包括Bluetooth SIG、 ECHONET Consortium、The Unicode Consortium、 USB IF等27 。ITU也发布的正式文件，做出与联盟之 间进行沟通的有关规定，包括联盟组织的资质、如何 评估和决策、沟通流程等28 。到目前为止，ITU-T已经 与很多ICT领域的联盟有着非常广泛的合作29 。 联盟的出现形成了以传统标准化组织为代表的 后标准化和以联盟为代表的前标准化共同存在的新 格局。联盟标准化与传统标准化形成了一种互补关 系，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关联机制。结果是全球标准 化的格局经历了重大变革——大部分ICT标准都产 生于联盟之中，但是其中还会有很多联盟标准通过 一定的管道转化为传统标准化组织的标准。 5 结 论 本文分别考察了传统标准化组织和联盟标准化 组织，通过对比总结出传统标准化和联盟标准化的 互补关系。传统标准化组织（如ISO）后来拓展出来 的管理体系系列、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等非技术类标准，说明传统标准化组织还是处在全 球庞大国际标准化网络的中心，在全球经济发展中 依然表现出新的活力和优势，为社会提供“技术基础 构架”，帮助建立“物理基础设施”，向社会领域的标 准化扩展，并在全球国际治理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标准联盟的出现是全球标准化治理体系的重要 变革。它彻底改变了标准化领域只有传统标准化组 织为产业界提供自愿性标准的局面，形成了以传统 标准化组织为代表的后标准化和以联盟为代表的前 标准化共同存在的新格局。联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 出自愿性的技术标准在市场中的力量，以及标准化 组织在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而经济 学界由此开始了深入考察ICT产业中的技术创新和 标准化，以及法学界开始了考察标准必要专利与垄 反断问题等学术动向。标准的私有化对于政府来说 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对技术法规引用和政府采购 的标准都有直接的影响。

TRATEGIC FORUM 战略论坛 21 摘　要：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变与不变相互交织。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 局势的组成部分，长期性、严峻性日益凸显，加强中美能源行业合作有助于破解两国贸易摩擦僵局。国际 能源治理格局继续深刻调整，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将成为能源治理体系实际权力掌控者，但需求方 提升话语权的诉求亦将日益强烈。气候变化压力推动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但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主 体地位2050年前不会改变。全球油气供需格局趋于宽松，未来5年国际油气价格有望保持中低位运行。中 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朝着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能源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为适应 能源转型和技术变革，未来石油公司发展将呈现“归核化”和综合性的特点。 关键词：大变革；贸易摩擦；能源治理体系；气候变化；油气供需格局；营商环境；能源合作；技 术变革 Abstract：The world is undergoing great development,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while some stay the same. As a component of global geopolitical tensions, Sino-US trade friction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longed and serious. Energy industry cooperation can help resolve the deadlock in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governance structure continues to see profound adjustments. The United States,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will become the actual heavyweights of the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while demand-sides’ demands for improving the right to speak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er. The pressure of climate change promote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bu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ossil energy in the energy structure will remains until 2050. The global oil & gas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 has become looser and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will remain at a medium-low level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n recent years,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oil and gas industry is more market-oriented, law-orient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creating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energy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nergy transitions and the changes in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oil companies in the future will characterized as refocusing and comprehensiveness. Key words：reconfiguration; trade frictions;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climate change; oil and gas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 business environment; energy cooper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future of energy amid great reconfiguration —Review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Executive Summit 2020 WU Mouyuan, SHI Wei, KANG Yu, LIU Yueyang, XIONG Liang, CHEN Jiaru, HUANG Yingjia (CNPC Economics &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大变局下的能源之路 ——“2020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吴谋远，石卫，康煜，刘月洋，熊靓，陈嘉茹，黄映嘉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22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 Vol.28, No.1 国际石油经济 2020 2019年12月4－5日，由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 研究院与IHS Markit公司举办的2020国际能源发展高 层峰会（闭门会议）及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 中国石油集团党组成员焦方正副总经理参加会议并 代表集团公司致辞。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IHS Markit集团副董事长兼美国剑桥能源研究会主席丹尼 尔•耶金、非洲石油生产国组织秘书长马哈曼•拉万• 加亚、外交部原副部长吉佩定、中国石油集团原董事 长周吉平、中国化工集团副总经理胡徐腾、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鹭光、国际能源论坛 （IEF）秘书长孙贤胜，以及来自国家能源局、国内 外石油公司、研究机构等的32位领导和专家围绕“大 变局下的能源之路”主题，就中美贸易摩擦及地缘政 治局势、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中国能源行业改 革发展新机遇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研讨，探索大变局 下的能源发展之路。国家有关部委、行业协会、中外 能源公司、国家高端智库和科研机构以及金融投资机 构的代表400多人参加了论坛。 1 世界呈现经济重心东移、新兴经济体崛起、 技术创新加快、能源转型加速的特点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 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刻多样变化的同 时，依然有许多不变因素，变与不变相互交织，形 势异常复杂。 中国石油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焦方正在致 辞中将当前国际形势总结为“四个变与不变”：一 是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抬头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经济格局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二是国际力量由欧美国家占优演变为新 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剧，政治格 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三是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技术创新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四是可再生能源产业迅速崛起，数字化、 智能化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能源转型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但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不会变，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的基本态势不会 变，油气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变，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会变。 2 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组 成部分，将贯穿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中美两国经济由高度互补向深度融合发展，经 贸合作中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近年来，随着中国 经济体量日益增加，产业结构逐步齐全，产业链条 不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延伸，中美在经济、 科技、安全等多个维度形成了实质性竞争关系。尤 其是2017年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 采取多种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 国，两国博弈日趋激烈。 IHS Markit集团副董事长兼美国剑桥能源研究 会主席丹尼尔·耶金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是孤立 的，而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有长期性。从中国未来30年的大战略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在国家主权、产业链升 级、拓展经济成长空间等方面会有更高的诉求，这 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中美关系框架重构，中美面临竞 争领域拓展、竞争力度升级的局面。丹尼尔•耶金 特别指出，能源行业高度依赖于开放透明的国际贸 易体系，中国油气全产业链开放，营商环境持续改 善，将给美国石油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并对 破解两国贸易摩擦僵局做出贡献。 外交部原副部长吉佩定指出，如果美国不放 弃霸权主义心态，坚持阻碍中国发展，中美摩擦 将难以避免，并且这种状态将贯穿中国崛起的全 过程。但是，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 中国的愿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 “陆权”“海权”控制理论的、全新的、政治平 TRATEGIC FORUM 战略论坛 23 升，很多大型国际油气公司已经将资本支出的5%～ 10%投入到低碳产业。 世界石油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石油集团原董事 长周吉平指出，2019年以来，国际能源署（IEA）、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BP公司、挪威船级社 和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和机构先后发布能源展望 或转型报告，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也发 布了《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各机构在 情景假设、模型构建和基础数据方面有所不同， 但对能源清洁低碳的转型方向判断总体一致，尤 其是以“3D”——低碳化、数字化、去中心化 （Decarbonization, Digit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为 特征的能源转型趋势日益清晰，能源的清洁低碳化 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快速下降，替代能源 和节能在交通、建筑和工业等领域的深入推进， 以及低碳化生活方式的日益普及，可再生能源在 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持续扩大。刘朝全指 出，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加快，一次能源结构清洁 化趋势将不断加速，2050年清洁能源将满足世界 能源需求的全部增量。到“十四五”末，全球清 洁能源占比将达42%，较当前提高3个百分点，天 然气、水电、核电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占比分别为 25%、7%、5%和5%（见图1）。能源转型对化石 能源发展带来挑战。 但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长期不会改变，业内普 等的秩序安排。未来，中美可以通过在共同利益 领域进行新合作，在全球治理领域进行新协调， 来促进两国关系协调、合作、稳定发展，实现互 利共赢。 3 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将成为能源治理 体系实际权力掌控者，但能源需求方亦谋求 提升话语权 传统的能源治理体系是资源主导型，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通过限产等措施，控制油气价格在 其利益范围内波动。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刘朝全指出，美国与“欧佩克+”围绕市场主导 权的争夺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焦点。在页岩油气革命 的助推下，美国近年来能源独立取得巨大进展，有可 能在未来3年成为石油出口大国。美国通过制裁资源 国、主导地缘政治冲突等方式，不断加强对油气市场 的控制。欧佩克与俄罗斯结成“欧佩克+”试图对抗 美国，但双方合作受制于中东局势、美俄博弈等诸多 地缘政治因素，总体来看影响力有限。未来，美国、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将是世界石油市场的实际权力掌 控者，其利益诉求和权力争夺将进一步影响世界油气 价格和市场走势。亚太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日 益提升。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亚太地区能源 需求将继续快速增长，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最主要 的地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消费大国在世界 油气市场中提升话语权的诉求增多。 4 气候变化压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但化 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仍难以撼动 本届论坛正值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马德里开 幕，与会嘉宾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前所未有。国家发 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指出，能源低碳转型 任务十分紧迫，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生态环 境威胁。随着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压力正在不断上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电 核电 其他可再生能源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年 图1　全球一次能源结构预测 24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 Vol.28, No.1 国际石油经济 2020 国和欧佩克推动下将保持增长，在基准情景下，受 需求增速放缓、美国石油供应持续增长、成本下降 因素影响，2025年前世界石油市场总体宽松，国 际油价均值在60～70美元/桶；在低（悲观）情境 下，世界经济明显放缓、替代能源或原油勘探开发 及生产技术获得突破、产油国恶性增产竞争，国际 油价均值将降至60美元/桶以下；在高情景下，产 油国持续合作“限产保价”、地缘政治动荡或战争 导致大规模供应中断频发，可以导致油价大幅上升 （见图3）。 刘朝全指出，全球天然气市场将持续宽松。预 计到2025年，全球天然气需求量将稳步增长至4.38万 遍预测2050年油气占比合计仍将达到54%左右（见图 2）。其间，天然气将超越石油成为第一大能源，周 吉平指出，考虑到碳排放成本，天然气的竞争力将 进一步凸显，在发电领域、交通领域、制氢领域与 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具有巨大潜力。 5 全球油气供需格局趋于宽松，未来5年国际 油价保持中低位运行 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环保政策 和能源技术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都将持续影响 油气市场的供需和价格。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姜学峰指出，随着能效提高、新能源汽 车快速发展以及出行方式变革，世界石油需求增长 将逐渐放缓，预计2035年达到51.1亿吨峰值，2050 年降至49.3亿吨。其中，预计交通用油需求于2030 年左右达到30亿吨左右峰值水平，2050年缓慢下 降到28.4亿吨，但交通部门用油占比仍超过50%。 2015－2050年，亚太与非洲地区是石油需求增长 的主要地区，主要原因是发展转型和人口增长。非 洲转型是能源需求转向现代能源，亚太则是中等收 入群体增加导致消费升级。预计世界石油供应在美 图2　各能源智库对未来世界能源结构的预测 数据来源：各智库的世界能源展望报告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年 美元/桶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低情景 基准情景 高情景 160 图3　国际油价走势预测 数据来源：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2040 2050 CNPC SGERI DNV.GL IEEJ EXXON OPEC EIA BP IEA 煤炭，21.3% 石油，27.8% 天然气，25.1% 其他可再生能源22.4% 其他可再生能源17.5% 其他可再生能源19.0% 其他可再生能源16.0% 其他可再生能源16.8% 其他可再生能源44.8% 其他可再生能源23.5% 其他可再生能源23.8% 其他可再生能源20.7% 177 消费总量 （亿吨标油） 179 186 179 172 193 148 182 182 天然气，25.8% 天然气，24.6% 天然气，25.3% 天然气，26.0% 天然气，26.9% 核能 4.8% 核能 5.1% 核能 5.1% 核能 6.1% 核能 7.0% 核能 4.7% 核能 6.5% 核能 4.7% 核能 4.3% 天然气，25.5% 天然气，23.8% 天然气，27.7% 石油，27.2% 石油，31.0% 石油，28.2% 石油，31.0% 石油，29.2% 石油，14.7% 石油，28.5% 石油，27.2% 煤炭，20.3% 煤炭，21.8% 煤炭，21.5% 煤炭，20.0% 煤炭，22.4% 煤炭，10.2% 煤炭，17.3% 煤炭，1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TRATEGIC FORUM 战略论坛 25 储上产取得积极进展，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扎实 推进，互联互通重大工程和储气能力建设加快实施， 煤炭生产、煤炭发电化解过剩产能和释放优质产能协 调推进，“北煤南运”新通道全线通车，电力输送通 道建设持续推进，能源跨区域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是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和 发电量比重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状况持续向 好，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利用 率分别达到95.5%、95.8%和98.1%，用电结构持续优 化。三是民生服务保障力度持续加大。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稳步推进，努力实现温暖过冬与大气污染 治理双赢，北方地区2019年前10个月大气中的二氧化 硫浓度降至4微克/立方米，比2018年减少2微克/立方 米。四是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山西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拉开序幕，油气全产业链开放进入新时 期。能源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优化，电力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 “获得电力”指数①全球排名升至第12位，继续保持 国际先进水平。 在全球能源格局加速调整、绿色低碳转型深入 人心、能源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着力构建清洁高效的能 源消费体系、多元安全的能源供给保障体系、创新 引领的能源科技体系、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以及 打造开放共赢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推动能源变革 不断走深、走实，实现以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 放共享为特征的能源高质量发展。 7 中国坚持双向开放，持续改善能源合作的营 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刘朝全指 出，为了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019年中国出 亿立方米，年均增速维持在2.2%，其中亚太市场将 贡献全球增量的一半以上；天然气产量将提升至4.5 万亿立方米，年均增速为2.5%，供应增量主要为美 国页岩气和俄罗斯常规天然气；全球天然气液化供应 能力将提升至5.4亿吨/年，供需维持相对宽松态势； 欧洲、北美、亚洲三地价格触底回升，欧亚价格联动 性持续增强，长期贸易合同定价方式将更趋多元化。 从短期来看，由于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产能快速 扩张，市场供应持续宽松，预计2019－2020年东北亚 LNG现货价格在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左右。从中长期 来看，亚洲传统进口国需求稳定增长，新兴进口国需 求增速可观，预计2025年东北亚LNG现货价格将涨至 8～9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见图4）。 图4　国际天然气价格预测 数据来源：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①“获得电力”指数是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反映营商环境的一个指标，2019年中国“获得电力”指数世界排名上升两 位，至第12位。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年 0 2 12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 8 6 4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美元/桶 亚洲LNG进口均价亚洲LNG现货均价英国NBP气价 美国亨利中心气价布伦特原油价格（右轴） 6 中国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构建向纵 深推进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介绍说，面对纷繁复 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能源发展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不断向 纵深推进。一是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油气增 26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 Vol.28, No.1 国际石油经济 2020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将得到持续改善，推 动油气国际合作朝着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方向发展。 8 信息技术与油气行业深度融合，颠覆性技术 创新推动产业链变革 周吉平认为，信息技术与油气行业的深度融合 发展，正在引领油气技术颠覆性创新。当前新一轮 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席卷全球， 油气行业高度重视数字化、智能化，并将其作为技 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内 容。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油气行业中的应 用，石油公司突出以降本增效和安全管理为目的的 全产业链智能化布局，聚焦在数字油田、数据孪生 和机器人等领域的研究（见表1）。埃克森美孚公司 通过与微软公司的跨界融合，在北美二叠纪盆地中 使用云技术，打造数字油田，大幅提高运营效率。 BP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来 模拟生产设施的运行数据变化规律，并找到提高产 量的方法。壳牌公司和沙特阿美公司分别研发出高 危环境作业机器人和油气储层探测机器人，提高生 产无人化水平。壳牌将数字化技术融入终端销售业 务，借助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创新环境，试点并推广 智慧终端。 台了《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取消了对油气勘探开发和城市 燃气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标志着中国油气行业全 面对外资开放。此外，国家通过简政放权、减费降 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完善环保土地金融 政策，稳定了市场预期，营造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 境。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的评 价，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由2018年的第46位上升到 2019年的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营商环境改善 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倡议”到“共建”，从 “大写意”到“工笔画”的演变过程。为实现“一 带一路”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目 标，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2019年4月）上指出，“我们也希望 世界各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为中国企业正常开展 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提供公平友善的环境。”习主席 2019年11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工商理 事会和新开发银行对话会时，向与会的工商界代表 建议，“继续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帮助各国不断 改善营商环境”。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改善是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和油气体制改革的深入推 进，以及共建“一带一路”走实走深，中国和“一 公司发展策略重点研发领域研发方向 壳牌聚焦于提高效率和降低排放的智能技术 地震采集和可视化，钻机设备，提高采 收率 3D打印，油田机器人 埃克森美孚 聚焦于可平衡其资产组合的突破性智能 技术 钻探和地下技术，天然气和设备井下自动化工具，高性能计算 BP 聚焦于传统领先技术领域的智能化发展地震成像和处理，提高采收率技术实时数据分析，高性能计算 埃尼 聚焦于极端条件下的尖端技术、提升勘 探经济性的智能技术 储层模拟，地球物理勘探，井完整性 海上机器人，自动化钻井系统，高性能 计算 沙特阿美聚焦于可提高发现率和采收率的技术 自动海上地震采集，原位放热化学压 裂，油藏纳米机器人 自主水下机器人，管道检测机器人，高 性能计算 表1　油某气调控中心准许成本测算 资料来源：周吉平在“2020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TRATEGIC FORUM 战略论坛 27 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在油气生产、能源交 易、资产并购、投融资、节能减排等领域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通过成立运营商协会油气区块链联 盟，搭建业内合作网络，建设区块链应用生态，可 以推动区块链在油气勘探、生产、财务、信息技 术、矿权管理及供应链等领域的应用；通过跨境贸 易各环节的参与方接入区块链平台，将推动智能合 约在油气贸易业务中实现数字化资产或智能资产的 转型，促进贸易交易方式和效率大幅提升。BP、壳 牌、雪佛龙、道达尔等公司联合推出了基于区块链 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Vakt，该平台可大幅提升石油交 易效率，并降低交易费用。 9　石油公司发展呈现“归核化”和综合性，氢 能、海上风电成为新能源重点发展方向 石油公司加快了优化全球资产配置与组合的步 伐，上游资产“归核化”更加明显。与会嘉宾指出， 石油公司高度关注非常规、深水、一体化天然气三类 核心业务，加速剥离非核心资产，以集中资金发展核 心资产并保证现金流稳定。埃克森美孚的核心资产包 括北美二叠纪盆地非常规资源、以圭亚那和巴西盐下 为代表的深水资源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等 地区的LNG业务；雪佛龙在北美二叠纪盆地快速扩 张，同时非常注重墨西哥湾深水及澳大利亚LNG业 务；壳牌收购英国BG公司后，在深水和LNG领域的 实力大幅增强。在着力打造核心业务的同时，各大公 司在积极调整资源配置，目前各大公司的资产剥离已 经从低效率、低收益资产转向非核心区域的优质资产 （见图5）。在油价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为保持稳定 的现金流和股息分红，未来2～3年石油公司将进一步 加大全球非核心资产的剥离规模。 受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压力的影响，石油公 司加速向低碳、清洁的综合性能源公司转型。一方 面加大对天然气的投资力度，预计到2030年，大公 司天然气产量将占油气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另一方 面大量布局新能源业务和低碳技术，结合自身优势 着重发展与油气业务关联性高且协同效果好的新能 源业务，以实现综合化发展。2019年，石油公司在 低碳领域的收并购全面提速，进行了约28笔交易， 较前两年有明显增加。海上风电成为热门领域，自 2010年以来，石油公司共有15笔海上风电相关的收 并购，其中12笔都发生在过去4年。石油公司中，挪 威国家石油公司在海上风电领域发展最快，目前有4 个正在运营的海上风电项目，另外还有多个项目处 图5　国际大石油公司资产剥离计划 壳牌公司 BP公司 道达尔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下转第35页） TRATEGIC FORUM 战略论坛 35 五是应当把储气库视作独立的市场环节来对 待。需要建立储气库成本回收机制，将储气库服务 单独定价，并在市场上交易，才能真正反映储气库 的真实价值。 六是要加强过渡期各个环节监管，防范权力寻 租，实现系统平稳过渡，并解决好保供问题。从中 国天然气的上中下游来看，上下游对抗性较强：对 上游而言，主要问题是气源不足，尤其是优质低价 气供应不足；中游是互联互通相对不足，基础设施 不足，调控能力不足；下游主要是用户用气价格比 使用其他能源价格高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 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 七是稳步推进“煤改气”等，把天然气利用市 场做大。在发电领域，要发挥气电启停灵活、调峰 快的优势，与新能源发展结合好，扩大发电用气规 模。在城市燃气领域，目前我国城镇人口的气化率 刚刚超过5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市场潜力 很大。另外，车船用气方面也有较大发展潜力。 总体来看，我国天然气行业需要在推进第三 方准入和深化竞争机制改革的基础上，理顺产业 链关系，推动供应增加和基础设施能力提升，降 低终端价格，这些可以被视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 的关键因素。 致谢：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陈蕊、贺新春、 洪涛、李飞龙、李树峰、刘小丽、潘继平、熊垠 州、徐东、王福勇、王海燕、王震、汪志新、吴 庆乐、杨建红、张荣旺、张玉清、周淑慧、朱兴 珊（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等与会专家的大力支 持，谨表谢意！ 收稿日期：2020-01-02 编 辑：萧 芦 编 审：刘 远 在开发阶段。壳牌于2019年收购了法国可再生能源 公司EOLFI，重点发展海上风电。氢能作为与石油公 司业务结合最紧密的二次能源，是石油公司另一个 重点拓展的领域。道达尔关注德国利用电解法生产 可再生能源的“绿色氢气”项目；壳牌加快布局中 国氢能市场；中国石化计划两年内建设运营10～20 座加氢站。 2020年是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年，政府、 行业和企业各界嘉宾高度关注国际大变局对中国 “十四五”和中长期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未来， 中国能源需求仍将刚性增长，为在华能源合作创造 机会；共建“一带一路”更为国际能源合作打开广 阔发展空间。在能源行业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今天， 深化国际合作是推动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面对大变局，石油公司应当坚持开放合作、创 新共享，走出一条开放合作之路、创新发展之路、 价值创造之路和绿色发展之路，推动行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收稿日期：2020-01-02 编　　辑：萧　芦 编　　审：夏丽洪 （上接第27页）

57 全球治理是指各国各方通过共 商的方式形成一套制度和执行机制， 解决彼此以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 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 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都无法 独善其身。一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 互为条件，全球性问题如果不能得 到有效解决，会波及很多国家的内 部发展。因此，全球治理的质量与 各个国家休戚相关。然而，当今世 界的全球治理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 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 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为突出。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到当 今世界面临“四大赤字”，其中之一 就是治理赤字。这个治理赤字既针 对国内治理，也针对全球治理。只 有更深层次地把握当今全球治理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才能更有针对性 地对其改革给出有效方案。 对抗式制度体系对全球治理的 消极影响 国家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也最 有能量的行为体。但是，一国在全 球治理中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国内 政治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当前全球 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要各国集 体行动的一致性正被日益增加的国 内政治极化和内部各方相互否决所 牵制。换句话说，受制于国内政治 极化和内部各方相互否决的国家， 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受到较 大限制。 过去几十年对抗式制度体系在 全球范围的扩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之一。所谓对抗式制度体系， 是指按照制衡和分立原则安排国内 政党、行政、立法、央地关系的一 种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在英美学术 话语体系中被称为民主政治，经包 装后作为民主政治的唯一模式由美 欧等国通过对外政策强行向世界输 出。然而，对抗式制度体系在越来 越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党 争、行政机构与议会或国会之间的 相互否决、利益集团政治等。实际上， 这不是民主政治，这种制度与民主 没有关系，本质上是对抗式制度。 七国集团（G7）成员国国内政治是 典型的对抗式制度，世界上也有一 些国家移植和复制了对抗式制度。 对抗式制度在一国对外政策上反映 出的特点包括反复性强、连贯性弱、 承诺不稳定等。这就带来一个矛盾， 全球性议题的治理需要各国的集体 行动，但是一些国家由于内部制度 具有对抗式和否决式特点，因此无 法在全球性议题治理上提供确定和 连贯的承诺、支持与行动。如果这 类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当 其内部出现否决政治时，全球治理 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势必受到影响。 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治理难题， 恰恰与不少国家内部政治中的对抗 式制度体系有着重要关联。国内政 治对抗式特点越明显的国家，其加 入或退出国际合作协议的随意性也 越高。近年来，恰恰是以G7 成员国 为代表的国内政治呈现较强对抗式 特点的所谓民主国家，试图在世界 上组织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为全 球治理提供方案。如果人们明白了 对抗式制度不是民主政治制度，就 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类国家往往不 是全球治理的贡献者，而是全球治 理与国际合作的阻碍者。特别是个 别大国，其国内政治的分裂和对抗 以及外交政策的随意性已经对全球 治理和国际合作构成严重干扰。 因此，现在需要对这种对抗式 制度体系进行深刻反思。21 世纪的 世界政治需要各国合作和集体行动 的领域和议题越来越多，这是全球 治理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但是， 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对抗式制度 而陷入国内政治分裂，其在全球治 理和国际合作上的意愿和能力将大 打折扣。 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变革：挑战与前景 苏长和 2021·07 58 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 全球治理中的承诺和执行问题 全球治理需要跨国间的各方合 作，也需要相关国家国内的政治支 持。近年来，虽然各国就诸多全球 治理方案和倡议达成了协议，但一 到国内政治领域，要么协议被否决， 要么有的国家批准后又退出，要么 有的国家退出后又要加入，全球治 理和国际合作方案被视为儿戏。也 就是说，一些国家对全球治理的保 证和承诺是脆弱的，这是当前全球 治理的一大难题。个别大国虽然声 称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但在面对国际合作协议时，总是抱 着“现在签署、将来撕毁”或者“现 在撕毁、将来恢复”的心态，这不 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表现。 过去美欧等国的政治学和国际 关系学者宣称，民主国家会更好地 遵守国际承诺。如今，政治学界和 国际关系学界需要重新评判西方的 政治制度，这类制度现已不可用“民 主”定义了，用对抗式制度或许更 能形象地概括并帮助世人准确地加 以理解。恰恰是国内采取对抗式制 度的国家，在全球治理履约和执行 上出了不少问题。党争、利益集团 政治、中央与地方矛盾、地域利益 固化等，在相关国家通过一套对抗 式安排予以制度化，其内部各方之 间经常处于相互否决的状态，从而 使该国作出的国际承诺表现出脆弱 性和随意性。这类国家一旦违背国 际承诺，常以国内奉行“民主政治” 的名义进行诡辩，美国就是对抗式 制度体系的一个典型。通过了解对 抗式制度的概念和理论，能够帮助 人们理解美国在全球治理重要合作 协议上如此多变的原因。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经常污蔑中国违反国际 合作协议或者履约不力，但事实上 中国的制度体系具有合作协商的性 质，这种制度体系恰恰为作出有力 的全球治理承诺并积极履约提供了 重要的政治保障。 过去几十年，不少国家复制了 对抗式制度体系。有的政治学者认 为这是民主化浪潮。实际并非如此， 这不是民主化，这是对抗式制度体 系的扩散。20 世纪90 年代，部分 西方政治学者将民主与全球治理联 系起来，实际上是通过移花接木的 方式用民主代替了对抗式制度体系 的概念。全球治理当然需要民主， 但需要的不是对抗式制度体系那种 “民主”，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如果对抗 式制度体系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 必将使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承诺 和执行变得涣散无力。 全球治理中多方力量的分化 参与全球治理行动的力量是多 美国是对抗式体系的一个典型。图为2021 年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任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外举行示威游 行。（新华社图片） 59 2021·07 元的。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角，而 体现一国在全球治理中行动能力的 是一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受到新 自由主义小政府、弱政府、政府为恶、 有限政府、公共部门私有化等理论 影响，很多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未 能提升甚至在不断下降，其参与全 球治理的意愿和行动愈发有限。此 外，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理论的影 响下，原本应该承担全球治理作用 的国家政府，越发被非政府组织所 取代，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出现政府 缺位、失位的现象。 同时，全球治理领域还出现两 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一是跨国公司 利用巨大的财力影响相关国际组织， 将自身议程嵌入全球治理议程中， 使之变成全球性议程。这看上去对 国际组织有益，解决了国际组织经 费不足的问题，但由此却使国际组 织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受到干扰。国 际组织本是在全球治理中代表各国 履行责任的，如果更多的跨国公司 通过资本影响甚至左右国际组织在 全球公共问题上的议程设置，如大 型跨国医药公司对卫生健康类组织、 国际种子公司对粮农类组织等产生 政策性影响，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 中的作用和声誉必然会降低。这种 现象的出现与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 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组织公共管理 实践的影响密不可分。 二是行会、评级机构、认证机 构、商业组织等在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中拥有较大权力。但是，一些行 会、评级机构、商业组织并非其标 榜的完全中立、非党派或非政治性， 许多声称自己为中立、非党派、独 立的非政府组织，恰恰是高度政治 化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具有较强 的资本主义属性，在这一本质属性 没有改变之前，一些行会、评级机构、 认证机构、商业组织，往往与霸权 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其运 作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霸权国家 的全球经济体系。 全球治理中多方力量的分 化——政府能力的衰退、大型私人 跨国公司对国际组织中立性的干扰、 缺乏约束的非政府组织等，与过去 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理念的 推行密不可分。今天人们反思全球 治理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反思和批 判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理念开始， 逐步寻找和探索真正有利于全球治 理的思想理念和解决方案。 新型全球治理需坚持真正的 多边主义 全球治理的实践应基于多边主 义理念，各国各方围绕全球公共问 题的治理采取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 的确体现了多边主义。但是在实践 中，多边主义正面临被扭曲的困境。 新型全球治理应当校正当前全球治 理中被滥用的多边主义概念，回归 真正的多边主义本义。具体方向应 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开放性或互不歧视 原则。美欧等西方国家声称自身基 于多边主义来引领国际关系和全球 治理时，不应以某种价值观、发展 程度等因素将其他国家刻意排除在 外。也就是说，一种基于多边主义 理念形成的国家集团、国际机制、 国际组织，不应以否定或歧视其他 正当存在的机制和组织为目标。如 若不然，这种所谓的多边组织或集 团就不具有多边主义性质，而是旧 国际关系中的联盟政治和阵营政 治。美国拜登政府大肆宣扬所谓的 自由国际秩序、自由世界联盟，就 带有严重的歧视性。这种所谓的自 由国际秩序以“ 自由— 专制” 的 叙事， 将世界一分为二， 其既不 是自由的，也不是国际的。一些国 家不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 60 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 联盟，并非这些国家不自由，而是 因为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具有 很强的攻击性。有的国家将自由 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直接改成了自由干涉秩序 （Liberal Intervention Order），就 是这个道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 些国家集团，如G7，不是基于真正 的多边主义理念而形成的机制或组 织，却声称代表国际社会进行全球 治理。 二是坚持相容性或互不排斥原 则。一个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 而形成的机制或组织，应该同既有 的基于多边主义理念形成的全球治 理机制或组织进行对话，二者间应 是互为补充、相互融合的关系，而 不应是排斥、对抗、冲突的关系。 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中国创 设了“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些机制与联合 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他开 发性银行等一直保持对话关系而不 是对抗关系。美国外交理论家和史 学家经常将冷战前夕美国针对欧洲 的马歇尔计划说成是多边主义理念 指导下的地区发展援助计划，但该 计划实际上旨在遏制苏联及社会主 义国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非 真正的多边主义。 三是坚持互利性或互不相害原 则。一些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奉行的 多边主义或者实行的多边外交，在 实现特定国家群体利益的同时，不 应该以损害群体外国家利益为代价； 其在实现一部分国家群体外交目标 时，不应该针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群 互不相害原则是判定多边主义性质组织的重要标准，依据这一标准，诸如北约这样的军事 联盟显然不具有多边主义性质。图为2021年6月14日，出席北约峰会的领导人参加合影仪 式。（新华社图片） 2021年1月25日, 在荷兰海牙，首届气候适应峰会主办国荷兰看守内阁首相吕特（左一） 主持峰会。（新华社图片） 61 2021·07 体。互不相害原则是判定多边主义 性质组织的重要标准，它可以帮助 人们将保护性贸易集团、军事联盟 （如北约）从多边主义中剔除。部 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甚至将北 约视为多边主义理念的杰作，但其 显然只是一个针对域外国家并威胁 到地区安全的扩张性军事联盟集团， 而非基于多边主义理念打造的共同 安全合作机制。 全球治理变革的前景 与20 世纪相比，21 世纪的国 际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各国来往 如此密切、权益如此关联、面临的 共同议题如此迫切，使得全球治理 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当前全球治理 仍面临很多挑战。本文列述的国际 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的根源，也是 当今全球治理改革的难题所在。各 国各方要推动建设一个更好的新型 全球治理体系，部分取决于对这类 棘手难题的创造性解决。以对抗式 制度对全球治理造成的障碍为例，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都内生或移植了 这套制度体系，由于新型国际关系 建立在尊重各国内部不同制度的基 础之上，因此在不改变一些国家内 部已经定型的对抗式制度前提下， 各国可以通过更为紧密的、具有中 长期规划意义的跨国行政合作来提 高地区和全球治理能力。这类跨国 行政合作近些年来在一些地区治理 以及中国同对抗式政治制度国家的 合作中越来越多。此外，当前全球 治理问题有时还与各国内部政策产 生的负外部性有关。国际社会或外 部世界固然不能动辄干涉他国内部 的公共政策，但是主权国家在制定 政策时，确实愈来愈需要主动将自 身利益与他国合理关切结合起来评 估。各国须意识到，一个互联互通 的世界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关联利益 日益增加，关联利益实际上构成了 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可 以设想，一个大国若将自身利益和 外部合理利益关切相结合并以此制 定内外政策，且将这些政策逐步程 序化制度化，其必将在引领国际关 系发展和推动新型全球治理方面产 生极大的示范效应。 如何构建一个既尊重各国主权 又避免各国各自为政的全球治理体 系，是全球治理变革和任何一个全 球治理方案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 题。全球治理内在需要的国际合作 与主权制度的排他性之间看似是一 对矛盾关系，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 认识不应仅停留在非此即彼或相互 取代的层次上。如果全球治理仅仅 被理解为削弱国家主权甚至干涉国 家内政，这种全球治理理念必然不 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也是过去 一段时间个别国家的全球治理观和 实践为世人所诟病的原因。同样， 认为一国完全可以不考虑他国正当 合理关切从而在国际社会自行其是， 更无益于各国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 性问题。因此，全球治理变革方向 及可行方案的设计，就在于将扩展 国际合作与维护主权制度更好地协 调而不是简单对立起来，这也是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方向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这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2021年1月13日摄）。（新华社图片）

16 国家治理Governance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担当 特别策划 Special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世界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 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所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在经 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交往与经济联系日益复杂 条件下，“针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 等跨境经济活动而形成的由价值观、国际规则 和国际组织构成的治理系统”[1]。当代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 期。由于当时全球经济形势与格局的特点是美国 一家独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与 西方分道扬镳的不同发展道路，广大殖民地国家 则尚未独立或者刚刚独立，因此，当时的国际经 济治理体系主要在西方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凸 显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志和价值，治理体系的 目标、组织机构的设置、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 决策权力的分配，主要以维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利益为准绳。譬如，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两大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全球多边贸易体 系，便充分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 在货币金融体系方面，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 币体系的中心，美元等同于黄金，凌驾于各国货 币之上。当时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在规则、职能、 决策权（份额与投票权）等方面，都掌握在发达 国家手中，美国代表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欧洲 人推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成为不成文的 规定。在多边贸易体系方面，关税和贸易总协 定（GATT）在领导人遴选、贸易谈判的组织、 议题设定方面，都由主要欧美国家包办。关税 和贸易总协定于1995年升级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 等纳入世贸组织的主要议题和规制领域，也主要 是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至于后来成立 的西方七国集团（G7）成为制定和协调全球经 济政策的主要平台，则进一步强化了少数几个发 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权和影响力。 应该承认，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对于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全世界人民的 经济福利提高，客观上还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跃生 大变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方向 摘 要: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伴随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大流行、乌克兰危机，二战后形成的 整个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体系更是首当其冲，格局巨变。 而作为国际经济体系核心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则是变化最剧烈、矛盾最突出、前景最模糊的领域，未 来发展方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继续走向深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让全世界 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与时俱进地构建起新的、适合于21 世纪需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乃重中之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也负有重大责任，理应在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变革中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中图分类号】F11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cn10-1264/d.2023.21.015 2023年11月 / 上 17 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二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混乱、动荡和小集团化的 问题，固定汇率制的确立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金融稳定的调节、世界银行对欠发达经济体的 发展援助，都有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关税和贸 易总协定（GATT）组织的八轮全球性多边贸易 谈判，则大大降低了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平，减少 了非关税壁垒，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在战后 世界经济格局与治理体系下，多轮国际产业大转 移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工业 化， 如亚洲四小虎， 拉美的新兴工业化 国家。也正因为如此，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原苏联东欧国家集 团的市场化演变，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世界经济 全球化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覆盖全球绝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机制，真正具有了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的性质。总体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世界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出现、20世纪90 年代和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与世界 经济繁荣，都体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结构和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与巨大影响。 然而，同样必须看到，曾经对世界经济发展 起到过积极作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到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其矛盾和弊端开始逐渐 显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经济格局 与力量对比，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美国的 相对衰落而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理当顺 应这种改变及时进行改革、更新。然而，以美国 为代表的少数发达经济体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 益，竭力维护既有的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拒绝 做出根本改变。譬如，在美国经济实力已经大大 衰落的时候仍然竭力维持美元一家独大的国际货 币体系，反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拒绝对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重大改革；在中国 等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增长来源、 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时候，依然拒绝对国 际经济治理体系做出更民主、更平等、更具包容 性的改革，反而不断强化七国集团的小圈子和 影响力；在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积极响应的情况下拒绝接受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并且组织小集团，挑起 对抗；在WTO改革中坚持己见，拒绝接受中、 印等发展中国家的理念，排斥不同经济体制，挑 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立，使WTO近乎半瘫 痪，如此等等。上述矛盾和对立，使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功能日渐失灵，治理失效，也将世界经济 拖入长期低迷甚至萧条之中。 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迫切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如前所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矛盾是逐渐 积累形成、暴露出来的。到21世纪初，这种矛盾 已经非常尖锐，威胁到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协 调，威胁到全球经济的稳定运行，致使世界经济 危机频发、动荡不断，最终导致了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打击。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规制和调节的领域主要 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境经济活 动，因而矛盾的表现也主要集中在全球货币金融 与国际贸易投资方面。 在货币金融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货币金融体系中权力、责任与利益 失衡。尽管1976年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 体，但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依旧，美联储仍然在 相当程度上充当着世界中央银行角色，权力格局 基本未变。不仅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由于美国不再负有维护固定汇率和美元黄金官价 的责任，美国货币政策不再受固定汇率机制的约 束后，美国货币当局开始为所欲为。在美元依然 是世界最主要国际货币、美联储仍然具有全球货 币供应者身份的情况下，其完全不顾自身的国际 责任，仅仅根据美国自身经济的需要和利益决定 18 国家治理Governance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担当 特别策划 Special 货币政策，造成随机性、突发性的美元泛滥和美 元短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金融稳定的巨 大隐患，而美国则既享有铸币税利益，又享有在 外国资产升值或贬值时不时“割韭菜”的好处。 20世纪末以来一再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货币 金融危机，当前美元高利率造成的美元从新兴经 济体大规模流出进而各国货币贬值、资产缩水、 货币政策失去自主性，等等，都是国际货币金融 领域治理体系失衡的集中表现。所以，当今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下美元一家独大充当国际货币， 而又缺乏对美元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约束，是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大缺陷之一。现有的国际金 融治理机构，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还是二十国集团，都对此无能为力。 在贸易投资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 的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运转 失灵，未能有效承担新形势下促进贸易发展和贸 易投资自由化的责任。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 受挫，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小圈子盛行的时 候，更加需要WTO起到引领经济全球化、贸易 投资自由化的作用。然而，由于WTO自身的制 度设计和治理机制不完善，致使少数国家甚至个 别国家就可以阻止其运作，瘫痪其功能，使得国 际贸易投资治理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最 薄弱的短板。譬如，WTO的三大主要功能（建 立规则、组织谈判、争端解决），由于各国纷争 不断，都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由于主要经济体 之间分歧明显，未来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无法达成 一致甚至走向分裂；多哈回合谈判历经多年无果 而终，新的多边谈判困难重重；争端解决机制由 于美国一国反对而陷于瘫痪，连WTO法官都选 不出来，WTO总干事的遴选也历经周折。至于 WTO改革，虽然各方都认为迫切需要改革，但 对改革原则和方向的看法相去甚远，短期内仍将 是无休止的争论。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所以在20世纪末21世 纪初显现出治理结构失灵、矛盾不断激化的状 况，源于21世纪初全球经济版图与世界经济格 局的重大改变，而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出这种 变化，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失衡。随着中国、印 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 位显著上升。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超过30%。目前中、印、俄、巴、南非等 金砖五国的GDP之和占世界的比重，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已经达到全球的31.5%，超过了G7的 30.7%。然而，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早已今非昔比，但二 战后初期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大局未变，主 要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和规则制定仍然控制在少数 发达国家手中，体现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的价值 观和利益，G7仍然对全球经济政策制定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G7是对俄 经济制裁的主要发起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仍然控制在主要发达国家手中，美国一 国仍然拥有两机构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与此 同时，仍然缺乏体现“全球南方”意志和利益的 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与平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要求更民主地参与全球经济政策制定、 平等分享权力、获得发展机会仍然任重道远。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所以在不断变化的世界 经济面前反应迟钝，形成治理体系改革的滞后与 失衡，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理 念、原则与价值观的矛盾。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 方国家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将西方 文明与交往方式中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竞争 优先，以及实力至上、零和博弈等理念和原则作 为构建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他们以 世界中心、高人一等而非各国平等、共同参与的 眼光，看待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以封闭半封闭的 2023年11月 / 上 19 排他性小圈子和价值观同盟而非求同存异开放共 享的命运共同体，建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对 抗竞争、零和博弈而非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际 经济治理矛盾的主要手段；以优胜劣汰、非此即 彼而非兼容并包、美美与共，看待不同经济制度 与治理理念；以追求绝对化的自身利益而非利益 共享，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这种源于 西方文明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与原则，在全球 经济力量对比倾向于西方的时候成为压倒性原则 和“普世价值”，而当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变化以后， 全球经济治理中理念与原则的矛盾便凸显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种理念和原则上的分歧对立，任何 根本性改革措施都无法实施，全球经济矛盾不断 累积，出现分裂、分流的风险，爆发贸易战、 “脱钩断链”等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象。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互不妥协的趋势滑下去，世界 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迫切性，可见一斑。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两种趋势与两个方向 如同人类不会从铁器时代再回到石器时代一 样，无论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如何来势汹汹， 终究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短暂支流，世界经济 全球化仍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由此，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就仍将是保障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构建符合当今时代特点和世界 经济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改革不是 凭空产生的。如同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是当时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与多重博弈的结 果一样，今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必定是在世界 经济多种力量、不同利益、不同价值与理念之间 的博弈、竞争与妥协中形成的。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与格局是，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国家处于长期衰落过程之中，其在世界 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号 召力都趋于下降。然而，就绝对规模而言，美国 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发达经济体也仍 居世界前列，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治理 与宏观调控方面仍具有一定优势。以中国、印度 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与发 达经济体在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中国 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对于全 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越来 越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 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 量对比深刻变化但发达经济体仍具有优势的情况 下，在不同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理念与 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构建与改革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的博弈和竞争必定是空前激烈的。 有可能经过博弈与讨价还价最终建立起覆盖全球 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创造 出较为稳定和有利的基础；也有可能经过激烈博 弈达不成一致，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形成全球统 一的治理体系和经济结构框架，全球经济在相当 长时间内出现两个体系、两种治理结构并存的状 态，甚至进一步分裂为多个小圈子的碎片化结 构。这两种方向都存在现实的可能性，而不同情 况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完全不同。 中国历来主张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主张贸 易投资自由化，主张开放合作、普惠互利。虽然 现有经济全球化结构和治理体系是美国和主要西 方国家主导建立的，有诸多不合理与过时之处， 但我国仍主张维持这一体系基本稳定，同时对这 一体系适时进行重要的改革与完善。2016年9月 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 上，提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 主张：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 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这就是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具体 20 国家治理Governance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担当 特别策划 Special 而言，以平等为基础，意味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必须实 现机会平等，份额与投票权必须反映出各国的经 济力量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不能有任何国家 享有特殊权力（如一票否决权等）。以开放为导 向，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是开放的：一 方面治理体系要弹性、包容、具有对变化的适应 性，包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传统 的国家加入全球经济治理之中，容纳不同的经济 治理理念与原则，容纳在现有治理机构之外更多 新的治理机构与合作平台；另一方面则要起到引 领和保证各国经济走向更加开放、建立开放的世 界经济的作用。以合作为动力，要求整个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必须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良性合作而 不是恶性竞争，在治理体系内部，包括各个机构 之间以及各机构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遴选等都 应进行改革，以合作所产生的合作利润作为治理 体系发展的动力。以共享为目标，更是要求治理 体系的权力和利益必须共享，责任和风险共担， 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果必须各国共享，促进世界各 国共同繁荣，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所提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原则是 实事求是的，切中现有治理体系之弊，有助于解 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也 与许多国家的主张相同或相近，得到了许多国家 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我 们认为，未来是存在以此为基础对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进行改革的可能性的。因为，在全球经济和 治理体系改革博弈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 济中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中、印、东盟等国家 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他 们的意见会越来越有可能被重视、被接受。事 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包括中国、印度、 东盟等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量和地位显 著提升，就是这种大势使然。如果中、印、东盟 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较为顺利，影响力不断增 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存在着建立起一个较 为平等、平衡、开放、协调的结构的可能性。其 主要内容包括：多元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摆 脱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等主要治理机构份额分配更公平、决策权 更民主；WTO经过重大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磋商 与合作机制，引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深 入；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多元化，如金砖合作组 织、“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成为全球经济和治理 的重要机制。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一定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出有利的 环境与基础，迎来世界经济在21世纪新的黄金 时代。 当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也存在着另外 一种可能性，即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 竞争与大国博弈加剧的当下，主要经济体对于未 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理念、价值观、改革思路 与举措达不成一致，使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最终走向分裂，形成两个或多个平行体系。 在这些同时存在的体系中，奉行的价值观与理念 不同，构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原则不同，形成 的贸易投资规则不同，经济发展方向也会呈现出 巨大差异。由于不能形成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与 治理体系，肯定会影响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与优 势互补，损害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进而损害世 界经济发展和全世界人民的经济福利。那样，只 有当这种分裂结构对经济与福利的损害达到一定 程度，才会引起反思和矫正，最终再次回到全球 经济与全球治理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之中。 注释 [1]隆国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特点和 基调》，《人民日报》，2017年8月28日，第7版。 责编：周素丽／美编：石 玉

32 （PPP）领域合作框架，为金砖国家开 展PPP 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五是首次 同意就会计准则趋同和审计监管开展 合作，为金砖国家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提供制度保障；六是完善国际税收协 调机制，提高政策协调的及时性和有 效性。同时，积极参与《厦门宣言》磋 商工作，确保财金领域成果得到反映。 进一步深化东盟与中日韩（10+3） 财金务实合作，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 定。圆满完成2017 年10+3 财金合作 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东盟与中日韩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机构能力和影 响力，不断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 的可用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并做好 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增资相关工 作，推动区域财金合作各项重点议题 取得新进展，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作出新贡献。在中日韩财金合作 框架下，推动三方在宏观经济政策、 财金务实合作上加强协调，确保区域 财金合作进程顺利推进。 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 财长会机制，进一步增强我国在亚太 地区的影响力。圆满完成2017年APEC 财长会机制系列活动，积极主动参与 会议讨论，推动形成全面、平衡的财 对外财经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和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构建 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 济形势，财政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用党的对外工 作方针指导国际财经合作实践。2017 年，充分利用我国担任二十国集团 （G20）“三驾马车”、主办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九次会晤、首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契机，发挥多边财 金合作的平台效应，主动加强议题和 成果设计，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 定，加快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继续发挥双边财金对话的优势，加强 与美、英、法、德、俄、日等主要经济 体的经济政策对话和务实财金合作， 推动建设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经济关系。 深化多边财金合作，积极推动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深度参与G20 汉堡峰会及财金渠 道系列会议，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的影响力。2017 年，以服务我国 领导人出席7 月G20 汉堡峰会为中心， 积极做好峰会财金议题相关工作，全 面参与峰会财金议题成果文件磋商， 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多 边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国际税 收等案文充分反映中方立场。深度 参与G20 财金渠道系列会议，积极推 动落实杭州峰会财金成果。通过参与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财政和央行 副手会和“三驾马车”副手会等，深入 阐述中方政策主张，并积极发挥作为 G20“三驾马车”成员作用，引导G20 讨论方向，积极落实杭州峰会成果， 并推动汉堡峰会取得新的成果。 做好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财 金领域政策和成果准备，引领金砖国 家财金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2017 年 9 月3—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在厦门成功召开。财政部会同有 关部门，成功主办金砖国家财长和央 行行长系列会议，推动各方在财金领 域取得重要共识和务实成果，为厦门 会晤成果召开作出积极贡献。一是进 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金 砖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二是承诺进 一步深化在G20 财金渠道下合作，力 争形成共同声音；三是推动新开发银 行机构建设和业务发展取得新进展， 发挥金砖国家重要合作平台作用； 四是首次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两会之声 DOI:10.14115/j.cnki.zgcz.2018.06.013 CHINA STATE FINANCE 2018.06半月刊 [ 总第755期 ] 33 长会联合声明，并积极配合外交部 做好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磋 商，为领导人会议做好财金政策准备。 加强双边财金合作，推动构建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大国关系 适应中美关系新阶段新特点，推 动中美经济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取 得更大的发展。及时了解美国最新政 策走向，传达中方积极推进中美经济 关系的意愿，在经济领域为2017 年4 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成功会晤奠定重 要基础，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建立包括 全面经济对话在内的四个高级别对话 机制，并同意开展中美经济合作百日 计划磋商。根据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 晤精神，主动设计引领中美经济合作 进程，与美国新政府经济团队就中美 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进行磋商，达成10 项早期收获成果，开创中美经济合作 新模式。2017 年7 月19 日，首轮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举行。中 美双方围绕宏观经济与金融业、贸易 投资、全球经济和治理、服务业、农 业等议题开展交流，并开创中美企业 家峰会这一“民办公助”的崭新模式。 与美方经济团队就相关经济议程保持 密切沟通，确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 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北京重要会晤 圆满成功。将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作为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市场准入成果的重 点，宣布提高外资在银行业、证券业、 保险业股比限制的具体举措，向全世 界彰显我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具体举措。积 极扩大与美政商学各界交往，不断充 实中美经济关系的支持力量。 积极拓展对欧财金工作，加强与 欧洲主要大国政策协调，推动对欧财 金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一是成功举办 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第九次中 英经济财金对话于2017 年12 月15— 16 日在北京举行。通过对话，积极向 英方宣介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敦促英 国在“脱欧”过程中制定新贸易、投资、 金融监管等政策时充分考虑中方诉 求，继续营造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 避免实施保护主义、歧视性外资政策 和安全审查措施，推动英方与我国在 G20、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反对保 护主义，在贸易、投资、金融、产业、 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共达成72 项 互利共赢的政策成果。二是成功举办 第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第 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于2017 年11 月30 —12 月1 日在北京举行。通 过对话，积极向法方宣介十九大精神， 推动法方与我国在G20、世界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框架下 加强合作，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 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双方在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提升先进制造业 合作、推动民用核能领域大项目合作、 拓展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合作等领域 共达成71 项互利共赢的政策成果，成 功构建了新时期中法经济财金合作的 新框架。三是成功举办第11 次中欧财 金对话。第11 次中欧财金对话于2017 年2 月17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就落实 第十八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第六次中 欧经贸高层对话等高层互访重要经济 成果、双边财金合作和重大国际经济 问题加强了沟通和协调，对外发出了 中欧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化 多双边务实合作的积极信号，实现了 预期目标。 启动中加经济财金战略对话机 制，开拓中加经济合作新局面。中加 经济财金战略对话启动仪式于2017 年4 月25 日举行，双方拟在事关两国 和全球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经 济议题上加强协调，进一步加深理解、 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为中 加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 成功举办第六次中日财长对话。 2017 年5 月6 日，第六次中日财长对 话在日本横滨举行，双方就两国宏观 经济形势及财政货币政策、结构性改 革经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 就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开展联合研 究，并在下一次财长对话报告研究成 果。双方就稳妥推进双边财金务实合 作达成初步共识，深化了多边框架下 财金协调与合作，为中日关系的改善 增添了积极因素。 成功举办第七次中俄财长对话。 2017 年6 月19 日，第七次中俄财长对 话在上海举行，双方围绕当前中俄宏 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结构性改革等重 要议题深入讨论。双方就两国宏观经 济政策等交换意见，对俄方发行人民 币债券具体方案进行富有建设性的 讨论，就会计准则趋同和审计监管合 作问题、“一带一路”倡议融资合作、 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等进行深入沟通， 增强了双边财金合作的战略性和务 实性。 精心筹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积极推进资金融通工作 积极配合中央重大外交行动，按 照习近平主席关于“要精心设计这场 活动，集中呈现‘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的重要成果和国际共识，提出下阶段 推进的思路和举措”的指示，与相关 部门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高峰论坛 34 成果推进和“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主 题会议筹备及参会任务。精心设计并 提出四项成果建议，包括：27 国财政 部门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 原则》，与主要多边开发银行就加强 “一带一路”合作签署备忘录，联合多 边开发银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 心，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 心，全部纳入习主席开幕式致辞。其 中，《“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下首次就融资问题 形成的指导性文件，为多边融资合作 搭建了重要的政策框架。积极搭建对 话平台，成功举办“促进资金融通”平 两会之声 行主题会议，共有来自约50 个国家的 260 余名政府官员、国际组织、金融机 构、企业智库代表参会，聚焦“一带一 路”融资瓶颈，共商共谋资金融通之 策，取得了良好效果。 举办第二次“1+6”圆桌对话会， 加强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协调沟通 2017 年9 月12 日，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 合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六大国际经 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二次“1+6”圆桌 对话会，围绕“构建开放、活力、包容 的世界经济”进行了深入讨论，成为 中国对外开放和政策沟通的新窗口、 新起点，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 断上升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对话会向 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改 革开放不止步、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 边主义的最强音符，展示了中国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姿态，得到 了各参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一致认 同。对话会对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 点经济问题作了政策阐释，起到了正 视听、解疑惑、鼓信心的积极作用，给 全球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责任编辑 黄悦 《中国财政》再获殊荣 ——《中国财政》入选第三届全国“百强社科期刊”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阳春三月，喜迎全国两会， 《中国财政》也再次收获喜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 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推荐结果，《中国财政》入选“百强 社科期刊”。这是继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 奖之后，荣获的又一项殊荣。 全国“百强报刊”，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自2013 年 启动的全国优秀报刊权威评选活动，不仅代表了我国报刊 业综合出版质量的最高水平，而且发挥了报刊品牌引领示 范作用。该评选每两年举办一次，每届分为报纸、社科类期 刊、科技类期刊3 个类别进行评选。在2017 年年底第三届全 国“百强报刊”推荐活动中，共有726 种报刊经推荐参加评 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有关专家严格评审并经社 会公示，最终确定了《人民日报》等100 种报纸、《求是》等 100 种社科期刊、《细胞研究（英文）》等100 种科技期刊入选 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推荐名单。 《中国财政》半月刊是由财政部主管、中国财政杂志社 主办的财政工作综合指导期刊，1956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 持“立足财政、面向经济、服务社会”的办刊宗旨，以“解读 财政大事，关注社会民生”为己任，按照“坚定方向、精准 定位、突出特色、服务大局、追求卓越”的要求，积极宣传 党和国家的财经方针政策，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开展多 形式、多角度宣传，清晰传达财政改革理念，引领正确舆论 导向，征询改革问题建言，推动改革政策落地，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弘扬先进财政文化，倾力打造形势宣讲、政策解读、 信息汇集、经验交流、思想传导“五大平台”，努力做好财政 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在本届全国“百强报 刊”评选活动中，《中国财政》能够脱颖而出，再获殊荣，离 不开全体编辑出版人员付出的心血与努力，更离不开广大 作者与读者朋友们的关心、支持、认可与厚爱。在此，致以 最衷心的感谢！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站在新的起点 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内容建设，始终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改革 创新，用心讲好每一个财政改革故事，为新时代财政改革添 砖加瓦，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充分发挥全国“百强报刊”的品牌引领示范作用。在 此，诚邀广大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提供新闻报道的线索与素材。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 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期待您的热 心参与和大力支持。奋进新时代，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中国财政杂志社 《 中国财政》编辑中心 DOI:10.14115/j.cnki.zgcz.2018.06.014

22 2020.12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于宏源 张潇然 【内容提要】能源安全是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稳定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 秩序是能源安全的保障。从全球能源格局来看，当前全球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主体正在发生 变化，全球能源的消费中心正在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当前的全球 能源治理机制滞后于力量对比的变化，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 趋势。全球能源格局与能源治理体系的错位导致全球能源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治理碎片 化带来传统能源治理机制的低效乃至失效、公共产品的缺位以及全球能源格局的新发展带来 新矛盾等。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作为全球主要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在全球能源治理进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中国而言，以G20为平台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既有助于维护国 家能源安全，也有利于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全球能源治理；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可持续发展 【DOI】10.19422/j.cnki.ddsj.2020.12.004 全球能源治理是指世界各国及各相关利益方协 调解决跨境能源事宜的行动。能源问题事关和平、 安全与发展，但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存在一定的 分散化、碎片化问题，尚缺乏一套具有广泛代表性、 协调性和有效性的能源治理机制。[1] 作为一种应急 管控机制，G20 领导人峰会发轫于2008 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现已逐渐成为围绕经济、环境、粮食、可 持续发展等议题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能源议 题也是G20 各层级会议的长期热点。习近平主席指 出，二十国集团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 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并强调二十国集团应 该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 引领作用。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政 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持久影响，当前全球 能源治理体系也正遭受来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这一 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方位施压。据国际能源 署（IEA）最新分析，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 需求的冲击将是70 年来最大的一次，全球能源需求 将下降6%，比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能源需 求的影响大7 倍以上。[2] 作为2020 年G20 领导人峰 会的东道国，沙特阿拉伯更是把稳定全球能源市场、 推进循环经济作为年度重要议程。2020 年年初以来， G20 不同层级会议通过建设应对突发事件的能源焦 点机制（EFG）、提出碳循环经济（CCE）以实现更 清洁和更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等方式，致力于以优化 能源治理推动后疫情世界的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2020 年11 月20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G20 领 导人峰会举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G20 需要立 刻为去碳化能源转型采取合作治理行动。[3] 在新的 形势下，如何加强G20 在能源治理方面的有效性和 代表性，以及中国如何深度参与以G20 为平台的全 球能源治理体系等都是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 特别关注 2020.12 23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能源格局变化 与能源治理面临的挑战 通过建立规则、规范与制度对国际行为体及国 际事务实现有效管控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目的。[4] 从 全球能源格局来看，能源消费端的主要市场正在向 新兴市场国家、亚洲国家转移，而能源开发技术 的突破、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又使得能源供应端的 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伴随气候变化议题重要 性的不断上升，各国纷纷出台降低对传统能源依赖 的举措。然而与这一现实并不匹配的是当下全球能 源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趋 势，全球能源治理进展和国际社会需求之间更是存 在巨大差距，也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碎片化带来能源治理 体系的低效乃至失效。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授 拉斐尔· 莱尔· 阿卡斯（Rafael Leal Arcas）指出，“当 今世界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是高度碎片化的”。[5] 目 前许多国际组织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制定能源政策的 功能，但国际社会缺乏一个从整体上对能源治理 进行协调的机构。[6] 全球能源治理主体主要分为六 类，分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峰会、国际非 政府组织、多边金融机构、区域性组织、混合实 体。[7] 主体类别之多反映出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碎 片化特征已非常突出，同时这些主体在参与能源治 理进程中也优劣并存。以国际社会中传统能源治理 组织为例，首先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能源署。作为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国际能源署 成员国间能够相互协调应急石油储备配额，并且通 过国际能源署秘书处情报网络互通能源信息并进行 技术交流。然而，国际能源署的治理弊端在于，一 方面其并没有将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其 中，另一方面其虽然主张开放能源市场，但缺乏能 源贸易、法律框架的促成能力。其次是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作为主要的石油生产国集团，石油 输出国组织通过协调产油国石油供应量和生产商石 油价格来参与全球油价调控。但是随着该组织之外 能源出口国的增加，其垄断地位正在下降，且继续 维持石油市场稳定的能力开始受到广泛质疑。最后， 国际能源论坛（IEF）同样是一个能源产销国间就 稳定能源市场和提高能源市场透明度进行对话的组 织，其通过联合组织数据倡议（JODI）、国际能源 论坛年度能源展望研讨会等形式，致力于提高能源 市场数据准确性与透明度。但总体而言，国际能源 论坛的影响有限，其能源贸易和投资也受到许多双 边或区域协定的管制。 第二，全球能源治理公共产品缺位。全球公共 产品指“惠及所有国家、人民和几代人的物品，其 具有双重公共性”，[8] 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也 包括无形的知识资源、制度、规范与共有观念等。 对于国家而言，能源问题事关主权安全与国家发 展。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 格提供的不间断能源供应”。[9] 从自由主义角度来 看，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需要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 然而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世界各国出于对本国利 益的维护，以零和博弈的心态进行能源安全竞争 将进一步导致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与世界格局的动 荡。随着西方国家传统现实主义和“零和博弈”心 态的上升，全球公共产品供应赤字现象严重，国家 间消极互动将导致主要由大国提供的治理公共产品 缺位。以2020 年石油价格骤降为例，沙特阿拉伯、 美国、俄罗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地缘政 治矛盾的加剧，导致2020 年3 月“OPEC+”石油 减产谈判失败、国际油价大跌10%，谈判未果之后 24 2020.12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引发的全球最大产油国之间全面的价格战则进一步 扩大了国际油价的跌幅，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全 球能源秩序再一次失衡。对于全球能源治理而言， 其所需要的治理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全球能源市场 体系、稳定的能源产销国关系、以合作发展为核心 的能源治理共识以及对能源开发利用知识的分享。 毫无疑问，由于沙特、美、俄地缘政治矛盾的加剧， 能源治理公共产品的供应被中断，全球能源治理出 现供需赤字。 第三，全球能源格局的新发展为全球能源治 理带来新矛盾和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中“东升西 降”的态势加剧了西方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 能源话语权竞争。当下，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消费需 求正在不断增加（如图1 所示），全球能源治理的 焦点也逐渐转移至此。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 能源消费量急剧攀升、全球能源消费市场向新兴市 场国家转移，到2050 年全球能源使用量或将增长 近50%，其中大部分新增的全球能源消费将来自亚 洲，以印度和中国的增量最快。[10] 由于现有全球能 源规则中的治理结构和权力分配不尽合理，正不断 走向全球能源治理舞台中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主 动参与全球能源规则制定和全球能源治理。作为现 有全球能源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原有支配者，西方 大国必然不会轻易放弃其主导地位。因此，新兴市 场国家与传统能源主导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将随 着双方对能源治理体系主导权问题的竞争而不断加 剧。因此，全球能源格局的新发展带来的这对矛盾， 给全球能源治理带来了新挑战。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G20 20 世纪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治 理成为西方七国集团（后接纳俄罗斯发展成为八国 集团）关注的重点。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 图1 中国、印度、欧洲和美国一次能源消费变化（2009—2019年） 资料来源：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June 2020, https://www.bp.com/content/dam/ 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0- full-report.pdf 2020.12 25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个小范围、封闭的治理机制注定不能实现全球能源 治理的目标。2007 年次贷危机以来，G20 取代G8 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最重要平台，为推动全球治理 机制改革带来了新动力和新契机，全球治理开始 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相较于G8，G20 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 的85%，人口规模占全球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二。[11] G20 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是更加包容的新型治 理机制，其全球治理功能也日益为世人所重视。在 能源领域中，G20 成员既包括能源生产大国又包括 主要能源消费国（如图2 所示），能在不同能源机 制和组织中发挥引导协调作用，并对影响全球能源 治理的金融投机、市场垄断、地缘事件等进行协调 应对，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动力。因此，当 前G20 处于重塑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有利位置。 能源安全一直是G20 领导人峰会关注的重点 问题。首先，G20 对能源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不断加 深。从最初对能源安全问题较为笼统的提及到讨论 建立稳定的能源市场，从关注传统能源到转向关注 绿色能源，从探讨能源效率和投资到目前关注碳循 环经济和清洁能源问题，这些话题的转变表明G20 对全球能源安全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全球能源 治理已日益融入G20 领导人峰会的议程之中。其次， G20 领导人峰会愈来愈聚焦全球能源治理问题的机 制化解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次举行的 G20 领导人华盛顿峰会便提出要积极应对来自能源 安全与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此后能源安全问题便 成为G20 领导人峰会关注的重点议题。2015 年安 塔利亚峰会提出加强G20 的协调，并建立长期自愿 合作框架，2016 年杭州峰会提出建立更有效和更 具包容性的全球能源架构。G20 领导人峰会宣言的 变化反映出G20 正致力于自身能源治理功能的长 效化、机制化构建。最后，G20 将能源问题与经济、 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广泛联系起来。如2020 年 图2 2017—2019年G20成员一次能源消费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审查》2020 报告自制，参见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June 2020,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 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0-full-report.pdf 26 2020.12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利雅得峰会提出“获得更清洁、更可持续和负担得 起的能源是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将 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能源安全议题相联系。与此同 时，G20 工商界领导人峰会（B20）、G20 民间社会 代表会议（C20）等其他层级峰会的举办都极大地 扩展了G20 探讨议题的覆盖范围。这种联系与扩展 反映出G20 领导人峰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全球治理机 制的灵活性与广泛性，赋予G20 以更高效的方式参 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2020 年G20 领导人利雅得峰会是继2008 年华 盛顿峰会以来最具特殊性的一届峰会。2008 年为 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G20 在华盛顿召开首次 领导人级别峰会，而本届领导人峰会的召开背景则 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 退或长期衰退。G20 成员领导人通过视频会议方式 探讨世界未来发展的出路与方向，2020 年G20 领 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指出，G20 将“在应对疫情带 来的挑战的同时，继续致力于确保稳定且不受干扰 的能源供应，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G20 将致力 于“引领能源转型以实现能源安全、经济效率、环 境和安全（3E+S）”，“促进开放、竞争和自由的国 际能源市场”。[12] 在2020 年G20 各次不同层级会 议中，能源治理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并同安全 问题、气候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经贸 问题、全球能源生产问题相互联动，共同推动疫情 下全球治理发展转型。 第一，实现能源安全与能源市场稳定在全球 能源治理进程中至关重要。能源安全是全球能源治 理的关键，能源市场稳定事关全球经济发展。为了 维护全球能源安全，G20 在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的倡 导下建立了短期能源焦点小组[13]，讨论了一系列 能源治理措施，其中包括调整能源生产、监测消费 和供应储备以及数据透明度等。在维护能源市场稳 定方面，G20 成员的能源部长们就进一步加强能源 安全和增强市场稳定性达成共识，包括提高能源数 据全面性和透明度；减少恶意信息通信技术攻击风 险，提高能源系统的可靠性和弹性；鼓励对话，帮 助动员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各种能源领域进行投 资等。[14] 第二，通过碳循环经济实现更清洁、更可持续 的能源系统是全球能源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根据 G20 能源部长公告，碳循环经济是一种全面、综合、 包容和务实的排放管理方法，可根据具体国情应用 于不同国家。它涵盖了广泛的治理手段与备选方案 并考虑到了各国不同的国情，同时致力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愿景。[15] 以碳循环经济为平台，2020 年G20 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对加速推进碳循环经济 方法的推广达成共识，并提供了碳循环经济方法与 碳循环经济指南。其中碳循环经济方法建立在“4R” 框架的基础上，即减少（Reduce）、再利用（Reuse）、 再循环（Recycle）和清除（Remove），以此实现持 久安全的能源市场，确保可获得性能源供应稳定， 同时推进更清洁、更可持续的发展。碳循环经济指 南由阿卜杜拉国王石油研究中心（KAPSARC）主 持完成，该指南向G20 成员和其他国家提供了根 据不同国情、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可选择性工具箱。 基于碳循环经济，实现碳中和同样是本届峰会关注 的重点。围绕碳中和目标，本届峰会提出可持续发 展排放管理与构建新时代的清洁能源系统两项子议 程。具体来看，沙特阿拉伯作为轮值主席国将继续 致力于管理各个生产部门的碳排放，并改善不同减 排行动之间的协同作用，以碳循环经济为基础研发 各种能源解决方案和技术，确保提供更清洁与可持 续和可负担的能源系统。[16] 2020.12 27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第三，完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世界经济衰退等重大挑战。沙 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在G20 领导人峰会开幕致辞中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已引起全球 性危机，扩展到了世界经济、金融、贸易和全球供 应链，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抹杀了前几 年取得的成就。[17] 有序的全球能源治理、稳定的能 源供应与能源市场将是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发展、供 应链生产恢复、全球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世界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能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基础， 更是全球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为了实现G20 贸易和投资部长级会议公报提出的贸易和投资必须 充当增长、生产力、创新、创造就业、发展和减少 贫困的重要引擎，为实现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 长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基础，[18]G20 须继续采取联 合行动加强全球能源合作和能源治理框架建设，确 保全球能源的可获得性，G20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将 成为确保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此外，能源是 现代工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过程中，全球医疗系统不仅需要稳定的经济支持， 同样需要来自现代工业体系所提供的医疗物资保 障。正如G20 环境部长公告所言，在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以及气候变化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自然 资源、能源的可持续管理对保护地球和恢复增长具 有核心作用。[19] 中国参与G20 全球能源治理的着力点 随着中国对世界能源进口依赖的不断加重， 确保充足、稳定且廉价的能源供给是中国实现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必要基础，但中国能源安全 一直面临着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制约因素，日益上 升的能源需求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全球能源治理地位 的相应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以G20 为平 台，加强自身在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的参与度和领 导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诸 如G20 等全球多边能源治理平台中，是大势所趋。 参与G20 能源治理，有利于中国积极融入现有的全 球能源治理体系，充分了解掌握全球能源治理游戏 规则和权力博弈结构，平衡能源合作和国家利益的 关系，确定中国国家利益和现有全球能源机制的交 汇点。 第一，促进G20 领导人峰会更好发挥协调磋 商平台作用，引领成员国积极参与重塑全球能源治 理机制。G20 成员多为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 这使得G20 领导人峰会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具有一定 特殊地位。一是G20 可以在不同的能源机构和其 他国际性能源机制中发挥协调作用，如《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国际 能源宪章组织秘书处、世界贸易组织、石油输出国 组织、国际能源论坛、世界气象组织等。二是对于 因供需、汇率、国际金融市场投机行为、垄断势力、 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导致的能源价格波动乃至 能源安全威胁，G20 领导人峰会作为非正式的政治 经济协调平台可发挥统筹作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能源消费国和油气进口国，应当利用自身庞大的能 源消费市场，将之转化为通过G20 平台影响国际能 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能源组织的能力，积极推 动“一带一路”地区能源治理和G20 平台实现联动。 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中，中国在G20 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应积极协调新兴市场国家、 发展中国家与传统西方能源主导国以及能源生产国 28 2020.12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和消费国这两组矛盾，使G20 真正成为全球能源治 理协调磋商的有效平台，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借助G20 平台，有针对性地加强在能 源重点地区和领域的合作。亚洲正成为新兴能源消 费重地，能源安全与稳定以及全球能源秩序的重塑 对亚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可以G20 为平台， 促进亚洲地区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能源生产 国与亚洲能源消费国之间开展深层次合作。通过多 边平台，推动G20 成员就油气数据、市场变化、运 输和储备状况、能源金融和期货市场要素数据等进 行数据交换和联合研究，在实体经济、金融市场、 政策机制等层面进一步推动成员国增强能源市场的 透明度。此外，可再生能源治理是全球能源治理的 重点议题，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IRENA）诞生于 2009 年，致力于为各国未来向可持续能源的过渡 提供支持，是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卓 越的技术中心和可再生能源政策、技术、资源和金 融知识储存库。[20] 目前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已有 161 位成员，中国于2013 年加入该组织。努力推 动G20 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合作有利于G20 继 续在可再生能源与绿色低碳经济等议题方面强化治 理功能，同时中国也可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可再生 能源治理进程。 第三，在G20 领导人峰会框架内推动议题联 系、统筹协调能源治理、全球低碳建设与可持续发 展，为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国际社会普遍更加追求绿 色、弹性的经济复苏。例如，欧盟委员会现任主席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基 于化石燃料和污染的旧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且与 我们的星球脱节。《欧洲绿色协议》将是我们的新增 长战略，可以带来更多回报。”[21] 国际社会关于绿色、 弹性的经济复苏目标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可持续 发展、环境改善等单独议题领域的变化，同时也意 味着能源、环境、发展等议题间联系的增强。因此， 从能源治理议题出发，推动议题间联系，在G20 领 导人峰会框架内统筹协调能源治理、全球低碳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将有助于全球能源治理秩序的改 善。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于2020 年9 月宣布将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推动疫情后全球经济实现“绿 色复苏”；[22]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根据全球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评分已连续数年不断 提高。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并推动世界经济“绿色 复苏”，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统筹协调能源治理、全球 低碳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等各领域进程的能力，为深 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第四，在G20 框架内加强中欧合作，进一步 发挥中欧引领作用。稳定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符 合中欧双方的利益诉求，中欧在生态环境、气候 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的立场也基本一致。《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中国 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平等 协商、互利共赢，推动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国际经 济合作功能”，同时“重视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 资源安全”。[23] 欧盟新一届领导人对能源安全与能 源治理问题也高度关注。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以来，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 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领 导下的欧盟便积极与欧盟电力、天然气和石油协调 小组、欧盟离岸管理小组、欧洲核安全监管小组的 相关专家保持联系，听取其意见建议。通过促进成 员国间系统运营商和相关能源代理商之间的信息 共享和协作，这些工作组在疫情期间较好地实现了 2020.12 29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欧盟能源风险防范和能源跨境协调。中国与欧盟既 是G20 内的重要力量又同为全球重要能源消费市 场，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中欧双方 基于在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上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加强在全球能源安全与协 调方面的合作，发挥欧盟参与制定国际规范的经验 优势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优势，共同在 G20 框架内推进并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重塑，有 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东岳论丛May．， 2018 Vol． 39 No． 5 2018 年5 月( 第39 卷/ 第5 期) ( Dong Yue Tribune) 名家主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主持人: 唐洲雁 ［作者简介］杨金卫( 1966 － ) ，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58 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 治理变革中国方案 杨金卫 (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济南250002)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当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和世界关切，成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推进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成果和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8353( 2018) 05 － 0031 － 07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基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共同问题，着眼于推进全球治理和世界未来发展， 运用中国智慧而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新概念新理念。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网络化的推动 下，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和“共同体”，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环境、反恐等诸多全球 性问题，原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治理体系日益显示出其不适应不协调，必须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和 治理思路来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打造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阐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21 世纪以来，人类社 会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世界各国高度重视，需要共同面对，提出解 决问题的有效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 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疾病、气候 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①。 就国际政治来讲，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 共识。但是，也要看到，世界并不太平，全球政治正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 “南升北降”和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的东移，国际秩序之争加剧，体系变革呼声高涨，联合国改革、尤其 是安理会改革成为全球性热点议题。从全球看，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思维仍然存在并起作用，地缘政 治回归、颜色革命蔓延、人权问题政治化等无不与此相关，严重阻碍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应对。民族分 离主义仍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民族问题，不平等威胁国际政治稳定与人类发展。 31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8.05.004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已经连续多 年出现了增长乏力的情况。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步伐加快，经济复苏稳健，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年。 据世界银行预测，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达3%，比2016 年加快0． 6 个百分点。预计2018 年世界经济 增长可达3． 1%。2017 年，中国经济增长6． 9%，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 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西方国家面临着政 治、经济、社会危机，内顾倾向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的呼声不断， 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势在必行。 就世界人口来说，一方面是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必须引起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据 联合国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世界人口将由2015 年的73 亿增加到2023 年的85 亿和2050 年 的96 亿; 全球人口最终能稳定在105 亿或者110 亿左右。全球人口的高速增长，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生 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中亚、东 亚地区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从环境资源来说，人类生产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干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大气污 染、陆地水体污染、海洋污染、工业酸雨、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突出，人类社会面临着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就资源来说，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发展工业需要的 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等以外，世界森林衰退问题严重，土壤退化问题比较突出，水资源短缺问题日 益严峻，世界的资源状况无法支撑过度工业化的发展，全球性资源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短缺，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以及经济社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性战略问题。 就能源状况而言，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世界各国过都十分重视确保能源安全。但是，从能源 供应来看，近年来世界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 方面领先全球，成为新的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供应地，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能源但又缺乏能源定价 权，不得不受制约西方发达国家，世界能源的供给安全、价格安全、运输安全和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等 存在不少问题，全球能源长期稳定供应面临严峻挑战，能源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战略性全球问题。 从粮食安全来看，在非传统挑战和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受地区武力冲突、厄尔尼诺极端天气影 响、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国际游资炒作、一些国家囤积性采购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全球粮食短缺和国 际粮价上涨，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凸显。据外媒报道，联合国日前发布的一份最新的粮食安全报告 指出，尽管国际社会为解决粮食不安全做出努力，世界各地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还是出现 大幅攀升，一亿多人的粮食安全没有保障。据报道，多个联合国机构2017 年3 月31 日在布鲁塞尔发布 的报告称，在2015 年至2016 年间，全球各地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从8000 万增至1 亿零800 万， 而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飙升之中①。 就恐怖主义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以来，恐怖主义成为全世界 关注的问题。近年来，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也频遭恐怖主义袭击，反恐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课 题。国际社会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加大投入、加深共识，取得了不少积极有效的进展。但恐怖主义滋 生的土壤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正向全球化、长期化、高技术化、信息化、网络化方向发 展。欧美发达国家本土恐怖主义威胁不断，非洲、中东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地区，一些新兴市场国 家成为国家恐怖主义兴风作浪的新目标。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反恐防恐成为世界各国 32 东岳论丛May．， 2018 Vol． 39 No． 5 2018 年5 月( 第39 卷/ 第5 期) ( Dong Yue Tribune) ①《联合国报告: 全球一亿多人粮食安全没有保障》，中国新闻社，2017 年4 月2 日。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 n1 /2017 /0402 /c1002 － 29186507． html． 普遍高度关注的头等大事。 从核安全来看，主要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核战争威胁与军备控制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 全”与“核安保”问题两个大的方面。目前来看，一些有核国家管理不够严格，核技术、核材料、核武器、 弹道导弹及技术向某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存在加速的可能性，再加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活动 加剧，消除核武器的威胁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核武技术输出、核武器扩散趋势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有效 遏制。“核安全”和“核安保”中存在漏洞，核材料的走私和扩散日益严重，核恐怖主义问题已经成为国 际社会日益严重的问题。 就贫困问题来说，作为人类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时至今日贫困仍然是困扰世界的难题。消除一 切形式的极端贫困，是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目前，全球范围还有7 亿多极端贫 困人口，其中一半生活在南非地区、1 /3 在南亚。在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2 亿人口的日平均收入 不超过1． 25 美元。如果按照多为贫困指数( MPI) 来衡量，估计在91 个发展中国家有15 亿多维贫困人 口。多维贫困指数在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用于衡量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维度( 健康、教 育和生活标准) 遭受的剥夺，按照该指标来衡量，全球有22 亿人口生活在多维贫困或准贫困之下。 从网络安全来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网络信息和网络设 施的依赖度空前提高，网络空间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领域，网络安全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安 全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日趋严峻的网络问题。但从现实来看，一些网络核心技术的主导权仍然 被美国等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有些早已经被运用到军事领域，这些国家依靠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意 在先发制人、赢得主动。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其背后都有网络的力量; “斯诺登 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表明美国政府早就对全球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监听，有的甚至遭到网 络攻击。因此，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综合性安全挑战，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高度 重视的新的全球性问题。 除此以外，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还有诸如毒品泛滥问题、移民难民潮问题、卫生问题、健康问 题等。这些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以理念观念创新和 治理体系创新着力解决好。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能够担负起责任的大国，近年来通过在国际 事务中务实的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承担和认真履行大国责任，并且运用中国智慧、提出 中国方案，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赢得了国家社会的广泛认同。“人类 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创造性地提出和不断完善阐发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马克思主 义者的全新视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21 世 纪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体系完整， 逻辑严密，意义重大。在这个思想体系当中，人类命运共体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思想深邃、地位重要、影响深远、意 义重大，日益成为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路径。人类命运共体思想，是对马克思 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内涵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和“善治”的治理智慧，深刻 体现了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战略思维与全球视野，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责任与使命担当。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和国际会议上深刻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近百次。 2013 年3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就提出: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 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3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变革中国方案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2013 年4 月7 日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 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 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 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②2015 年3 月26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 平提出，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2015 年9 月，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强调: “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③“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④为此，他从五个方面提出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和总体格局，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和目标取向。即要建立 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 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中国共产党 对于世界形势的新判断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新认识。他强调指出: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 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⑤“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 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⑥对于 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以全新的思路观点、宏阔的国际视野、务实的责任担当、不凡 的领袖风范，从五个方面、用“五个要”来全面深刻阐述了构建目标、构建原则、构建内容、构建路径。即 “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 新路”⑦，“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义”⑧，“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⑨，“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化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⑩，“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 球。”瑏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命运前途和 世界繁荣稳定的重大课题，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回应解答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 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世界治理体系、推进世界和平事业、促 进全球生态和谐、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等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了世 界各国的共识，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运用马克思主 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原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仁爱、天下一家等的思想精华，深 刻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宗旨，深刻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民造福、知行合一的执政理念，深刻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 现合作共赢的重大外交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未来蓝图，对于我 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深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随着世界多 34 东岳论丛May．， 2018 Vol． 39 No． 5 2018 年5 月( 第39 卷/ 第5 期) ( Dong Yue Tribune) ① ② ⑤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 年3 月24 日。 ③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330 页，第522 页，第522 页。 ⑥⑦⑧⑨⑩瑏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58 页，第58 － 59 页，第59 页，第59 页，第59 页，第59 页，第 59 页。 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 刻变化，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雅尔塔体系到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再到现 在的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的内涵不断丰富、内容不断增加、范围逐步扩大，几乎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 全球治理的焦点逐渐从过去的维护政治军事平衡向促进共同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等转移。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进一步暴露了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之日益严峻的国际经 济、政治、社会、资源、环境、反恐等诸多问题，原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治理体系日益显示出其不适 应不协调。另外，世界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随着全球化 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世界各国利益高度融合、相互依存度提高，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 够退回的哦自我封闭的孤岛。”①另外，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崛起，国际力量的 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反应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新格局，是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 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 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 可持续发展、建设全面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世界发挥大国作用、建设和平稳 定繁荣发展的美好世界的热切期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世 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政党，不但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的振兴，也致力于世界的繁荣稳定和人类社会的 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 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②，“中 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家关系”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家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 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 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人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④ 实践表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上，中国作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和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 增强的国家，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 第一大政党，始终是有胸怀天下、为民造福的大境界，不但有责任领导和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且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强力支持，需要中国作为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作为和不懈努力。 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纵观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转折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机 遇，如何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成为世 3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变革中国方案 ①②③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58 页，第57 － 58 页，第58 页，第60 页。 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集 中各国智慧、重塑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改革 创新、加强国际合作，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需要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解决国际社会面 临的共同问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一，秉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关系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理念。近年来，中国高度关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问题，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体系问题 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多边 场合多次阐释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标志着我国对于如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路径越来越明确、措施越 来越务实、步伐越来越稳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 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已过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①“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 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②说到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世界各国的事情，离不开各国的发 展与合作，各主权国家承担着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需要注重听取各个国家的意见和建议。要坚持主 权平等、公平公正，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家社会的平等成员，都应该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 利、履行义务。尤其要让发展中国国家更多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来，获得与其地位和影响相 符合的更多代表权和话语权。要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在共商共建中平等地制定国 际规则，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充分地反映大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第二，重视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顶层设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涉及世界上几乎所 有的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刻的复杂的国际社会背景，面对的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与严峻挑战，必 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历